在中国历史上，裴行俭与武则天的关系始终笼罩在权力斗争的迷雾中。作为唐朝中期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裴行俭的仕途起伏与武则天的政治布局紧密交织，二人既有过短暂的权力合作，也因政治立场差异产生深刻裂痕。这段关系不仅折射出唐朝中期皇权与相权的博弈，更揭示了武则天作为女性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与权谋手段。
一、初露锋芒：长安令任上的政治对峙
裴行俭的仕途转折始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当时，武则天为争夺后位，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展开激烈交锋。裴行俭作为长孙无忌集团的重要成员，明确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认为此举将引发国家祸患。他与褚遂良私下密谋阻止武则天上位，甚至直言“国家之祸必从此始”。然而，这场政治密谋因大理寺卿袁公瑜的告密而败露，裴行俭随即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远赴边疆。
这次贬谪表面是武则天对政敌的打击，实则暗含唐高宗李治与关陇贵族集团的政治博弈。李治长期受制于长孙无忌等元老，亟需通过人事调整削弱旧势力。裴行俭的贬谪既是武则天清除异己的举措，也是李治平衡朝堂的棋子。这种“君相共谋”的政治操作，为裴行俭的边疆历练埋下伏笔。
二、西域崛起：边疆建功与政治复起
被贬西域的裴行俭并未沉沦，反而在安西大都护任上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通过经济建设与民族和睦政策，稳定了西域局势，更在显庆四年（659年）以“假道灭虢”之计，不费一兵一卒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叛乱。这场战役中，裴行俭利用突厥内部矛盾，通过伪装狩猎、暗中调兵等策略，成功俘获叛军首领，其军事智慧被载入《新唐书·裴行俭传》。
裴行俭的边疆功绩为他赢得了重返中枢的机会。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头风病加剧，武则天开始逐步参与朝政。次年，裴行俭被调任洮州道左二军总管，负责抵御吐蕃与西突厥的联合侵扰。这一任命既是对裴行俭军事才能的认可，也是武则天对边疆将领的拉拢——通过重用旧臣，武则天逐步构建起支持自己掌权的军事网络。
三、权力巅峰：定襄道总管与武周政治
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阿史德温傅叛乱，裴行俭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三十万大军平叛。此战中，裴行俭展现出卓越的战术创新能力：他伪造粮车诱敌深入，在突厥劫粮时发动伏击，彻底解决唐军粮道被袭的顽疾；又通过反间计离间突厥将领，迫使阿史那伏念绑缚温傅投降。这场战役不仅巩固了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更使裴行俭成为武则天时期最重要的军事支柱之一。
然而，裴行俭的军事成功并未完全转化为政治忠诚。作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一员，他始终对武则天专权保持警惕。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为巩固统治，大肆打压异己，裴行俭虽未直接受牵连，但其家族成员裴炎（时任中书令）因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被处死。这一事件加剧了裴行俭与武则天的政治隔阂，尽管史书记载他晚年仍对武则天“怀有敬意”，但这种敬意更多是对皇权的妥协，而非政治认同。
四、历史评价：权力博弈中的复杂面相
裴行俭与武则天的关系，本质上是唐朝中期皇权与相权博弈的缩影。作为军事将领，裴行俭的才能为武则天巩固统治提供了重要支持；但作为关陇贵族的代表，他的政治立场又与武则天的集权诉求存在根本冲突。这种矛盾在裴行俭的著作命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撰写的《选谱》《草字杂体》及军事四十六诀被武则天命武承嗣取走后失传，这一细节既可能源于武则天对军事机密的掌控，也可能暗含对裴行俭思想的压制。
后世对这段关系的评价往往陷入非黑即白的误区：或强调武则天对裴行俭的打压，忽视其重用提拔；或美化裴行俭的忠诚，淡化其政治妥协。实际上，二人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与制衡并存”——武则天需要裴行俭的军事才能稳定边疆，裴行俭则借助武则天的权力平台实现政治抱负。这种复杂的君臣互动，正是唐朝中期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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