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得象（978—1048年），字希言，福建浦城人，北宋中期重要政治家、诗人。他以清廉持重、不植私党的品格著称，历经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宰相，成为北宋政坛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其仕途轨迹与政治抉择，折射出北宋中后期官僚体系的复杂生态。
一、地方历练：从基层官吏到朝堂新星
章得象的仕途始于地方治理。咸平五年（1002年），他进士及第，初授大理评事、知玉山县（今江西玉山），后迁大理寺丞。在玉山任上，他以“重教化、兴水利”著称，通过修筑沟渠、推广农耕技术，使当地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这一时期，他积累了扎实的基层治理经验，为其日后入朝为官奠定了基础。
宋真宗东封泰山时，章得象因办事得力，被擢升为殿中丞、签书兖州观察判官事，兼知台州。此后，他历任南雄州（今广东南雄）、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在地方任职近二十年。期间，他因清廉奉公、政绩卓著，受到翰林学士刘筠、龙图阁直学士吕夷简等朝中重臣的联名推荐，得以召试入直史馆，开启中央仕途。
二、中枢崛起：翰林院的勤勉与权臣的博弈
天圣四年（1026年），章得象升任翰林学士承旨，成为皇帝近臣。在翰林院十二年间，他以“勤勉严谨”闻名，每份诏令均一丝不苟，深得宋真宗信任。真宗驾崩后，刘太后临朝听政，宦官势力膨胀，但章得象始终“正色待之”，甚至“不交一言”，以独立姿态维护朝纲。
景祐三年（1036年），章得象升任同知枢密院事、户部侍郎，进入北宋最高决策层。宝元元年（1038年），他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成为仁宗朝第十一任宰相。此时，北宋面临西夏边患与内部改革压力，章得象以“守成持重”为策略，在陕西用兵时兼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枢密使，但辞去加官，体现其不慕权位的姿态。
三、宰相八年：保守与稳健的平衡术
章得象任宰相八年（1038—1045年），恰逢“庆历新政”激荡朝野。面对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的改革主张，他选择“缄默不语”，既未公开支持，亦未激烈反对。这种态度虽被御史孙抗批评为“无所建明”，却使其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冲突中得以自保。当范仲淹等人被贬外放时，章得象仍稳居相位，凸显其政治生存智慧。
在任期间，他严格抑制宗族亲戚入仕，侄子章望之求举“贤良方正”，他因避嫌而制止。对于走后门者，他“陈明大义，使知理屈而退”，赢得“廉洁之声”。此外，他举荐浦城同乡张泌入朝，张泌后献《经国远献十篇》，官至刑部尚书，体现其识人之明。
四、晚年余晖：致仕后的荣宠与争议
庆历五年（1045年），章得象十次上疏请求罢相，仁宗不得已授其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外任地方。庆历七年（1047年），他进封郇国公。庆历八年（1048年），判河南府（今洛阳），守司空致仕。同年六月，章得象因病去世，仁宗特破例亲临祭奠，赠太尉兼侍中，谥号“文宪”（后改谥“文简”），极尽哀荣。
然而，其晚年亦存争议。御史孙抗曾弹劾他“久居相位而无建树”，十位官员联名上奏要求罢免。但仁宗因章得象“清忠无所附”，最终未予深究。这种“功过相抵”的评价，恰是章得象政治生涯的缩影——他非改革先锋，亦非权谋家，而是以稳健姿态维系朝局平衡的“守成之臣”。
五、诗坛隐士：政治家的文学侧面
除政治成就外，章得象亦以诗人身份留名。他著有《章文简公诗集》，虽作品多已散佚，但现存诗作如《题灵隐寺》等，多展现其淡泊心境。其诗风清雅，与政治上的稳健风格一脉相承，反映了他“以天下中庸自居”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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