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2年1月27日，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临安大理寺狱中被以“莫须有”罪名处决，其长子岳云与部将张宪同遭斩首。这起震动朝野的冤案，表面是秦桧等主和派构陷，实则根植于宋高宗赵构对皇权、军事与政治的多重考量。透过历史迷雾，可窥见三大核心动因。
一、皇权安全：对“迎回二圣”的深层恐惧
宋高宗赵构的皇位合法性始终笼罩在“靖康之变”的阴影下。1127年金军掳走徽钦二帝，赵构在群臣拥立下登基，但其统治基础脆弱。尽管他本人在登基诏书中多次提及“迎回二圣”，但此口号实为政治权术：既彰显孝道以笼络人心，又通过“二圣”的象征意义巩固自身正统性。然而，岳飞对“迎回二圣”的坚定践行，逐渐触碰了赵构的底线。
岳飞北伐期间，其“连结河朔”战略动员黄河以北义军，形成对金军的夹击之势。1140年郾城大捷后，岳家军收复郑州、洛阳，兵锋直指朱仙镇，金军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此时，岳飞在奏章中明确提出“迎回太上皇帝（徽宗）梓宫，奉邀天眷（钦宗）以归”，虽未直接提及“二圣复位”，但钦宗若归，其皇族身份仍可能引发继承权争议。赵构虽无子嗣，但已收养太祖后裔赵伯琮（后为宋孝宗）为储，若钦宗回归，赵构的皇位与继承人合法性均将受到挑战。这种潜在威胁，使赵构对岳飞的北伐从支持转为忌惮。
二、军权控制：对“武将坐大”的历史警觉
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确立“以文制武”的国策，此后历代皇帝均严控武将权力。赵构本人更是苗刘兵变的直接受害者：1129年，武将苗傅、刘正彦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虽平息后复位，但幼子赵旉因惊吓夭折，赵构本人亦丧失生育能力。此事件深刻强化了其对武将的猜忌。
岳飞的崛起恰逢南宋武将势力膨胀期。他统帅的岳家军达十万之众，占南宋军队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且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被金军视为心腹大患。更令赵构不安的是，岳飞在军中威望极高，其“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治军理念深得民心，甚至出现“岳家军”以主帅姓氏命名的现象，这在宋朝历史上极为罕见。此外，岳飞曾因不满赵构出尔反尔收编淮西军，以“为母守孝”为由“罢工”抗命，虽经劝说复职，但此举已触及赵构对“君命不受”的容忍底线。
1137年后，赵构逐步推行“削兵权”政策，先后解除刘光世、韩世忠等将领兵权，但岳飞因北伐战功显赫，成为最后目标。1141年，赵构在绍兴和议前夕，借秦桧之手构陷岳飞“谋反”，实为彻底消除武将威胁的政治手段。
三、政治妥协：对金议和的致命筹码
绍兴和议是宋高宗统治的核心目标。1138年，秦桧被任命为宰相后，主和派占据朝堂主导权，而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则成为议和障碍。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议和条件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方可议和”，这成为赵构下定决心的直接推手。
从战略层面看，赵构对北伐并无信心。南宋立国初期，财政困窘、兵力分散，难以支撑长期战争。赵构曾对心腹表示：“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他更倾向于通过议和换取偏安局面，以巩固自身统治。岳飞的北伐虽屡建奇功，但其“直捣黄龙”的目标与赵构“守江必守淮”的防御战略背道而驰。当岳飞在朱仙镇拒不班师时，赵构连发十二道金牌，以最高命令强制召回，暴露了其对战局的消极态度。
此外，江南地主阶级的利益诉求也影响了赵构的决策。岳家军“不扰民”的政策虽得民心，却损害了地方豪强的利益。他们担心岳飞北伐成功后，土地兼并政策可能被改革，因而默许甚至支持赵构打压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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