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国时期东吴政坛最具争议的权臣，诸葛恪的出身与仕途轨迹折射出江东政权复杂的权力结构。这位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的士族子弟，凭借父辈功勋与个人才智，在东吴政坛掀起惊涛骇浪，最终却因性格缺陷葬送性命。
一、显赫家世：侨寓士族的政治资本
诸葛恪出身于东汉末年最负盛名的琅琊诸葛氏，其家族在汉末乱世中形成独特的政治生态。父亲诸葛瑾作为东吴开国元勋，自建安五年（200年）南渡江东后，历任长史、太傅等要职，深得孙权信任。叔父诸葛亮更以蜀汉丞相身份名震天下，形成"一门两相"的奇观。这种跨政权的高层关系网，为诸葛恪提供了其他士族难以企及的政治资源。
作为诸葛瑾长子，诸葛恪自幼展现非凡天赋。《江表传》记载其六岁时便以"之驴"二字化解父亲被孙权戏称"诸葛子瑜（驴）"的尴尬，更在辩论中巧妙回答"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的敏感问题，既奉承孙权又维护家族尊严。这种早慧使其二十岁便拜骑都尉，成为太子孙登东宫幕僚的核心成员，与顾谭、张休等名门之后并称"东吴四友"。
二、仕途腾达：军事与政治的双重突破
诸葛恪的崛起之路充满战略突破。嘉禾三年（234年），他主动请缨出任丹阳太守，面对"山谷万重，其民好武"的治理难题，采用"缮藩篱而不交锋"的围困策略，断绝山民粮道后实施招抚，一年内获四万精兵，超额完成孙权设定的目标。此役不仅解决东吴长期困扰的兵源问题，更展现其军事创新才能。
赤乌八年（245年）陆逊病逝后，诸葛恪接任大将军，掌管荆州军务。神凤元年（252年）孙权临终前，在孙峻力荐下，诸葛恪与中书令孙弘、太常滕胤等同为托孤大臣。幼主孙亮继位后，他加封太傅，实际掌控军政大权。这种跨越军事、行政、宫廷的权力集中，在东吴历史上极为罕见。
三、权臣末路：性格缺陷导致的政治悲剧
诸葛恪执政初期展现改革魄力：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更在东兴之战中以四万兵力大破魏国司马昭七万大军，获封丞相、阳都侯。但胜利冲昏头脑，他不顾国力虚弱强行北伐，在合肥新城遭遇惨败。为掩饰失败，他独断专行更甚，处死反对派邓艾，强行征发二十万民夫修筑宫室。
这种专制作风引发朝野不满。建兴二年（253年）十月，同为托孤大臣的孙峻联合孙亮设宴，以"中恶"为由命武士斩杀诸葛恪于殿前。其三族随之被夷，曾显赫一时的琅琊诸葛氏在江东彻底凋零。史载其死后"百姓闻之，莫不骇惧"，足见其统治手段之酷烈。
四、历史镜鉴：才能与器量的永恒辩证
诸葛恪的悲剧本质是才能与器量的失衡。他虽具备神童级的应变能力，却缺乏战略家的沉稳；虽能创新军事战术，却不懂政治妥协的艺术。孙权曾评价其"蓝田生玉"，而诸葛亮在《与兄瑾书》中却直言"恪性疏，使弟谨事之"，一语道破其性格缺陷。
这种矛盾在东吴政权中具有典型性。作为外来士族代表，诸葛恪既需依赖江东本土势力，又试图通过集权巩固地位，最终在权力膨胀中走向毁灭。其人生轨迹警示后人：才能可助人登顶，但器量方能决定能走多远。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言："恪刚愎自用，败亡必也"，这八个字精准概括了这位权臣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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