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寒冬，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率领十五万大军南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这场持续八年的内战，不仅摧毁了盛唐的辉煌，更将唐玄宗李隆基从权力巅峰推入深渊。从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到被迫退位的太上皇，李隆基的命运转折，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多重真相。
一、安史之乱：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叛乱
安史之乱的核心矛盾，源于唐代边疆政策的深层危机。唐初“胡人治胡”的羁縻制度，赋予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世袭权力，导致安禄山、史思明等胡将逐渐坐大。天宝年间，安禄山一人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麾下兵力达二十万，远超中央禁军。而唐玄宗晚年怠政，沉迷于杨贵妃的温柔乡，将朝政交给杨国忠等权臣，进一步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叛乱爆发后，安禄山以“讨伐奸臣杨国忠”为旗号，迅速攻占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在潼关之战中因哥舒翰被迫出战而惨败，长安沦陷。这场叛乱背后，是唐代边疆政策失控、中央集权弱化的必然结果。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安史之乱是唐代制度极限性带来的结果，也是李隆基统治中后期局势发展的必然。”
二、马嵬驿之变：皇权崩塌的转折点
公元756年，唐玄宗西逃至马嵬驿，禁军将士因饥饿与怨愤爆发兵变。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清君侧”为名，逼迫李隆基处死杨国忠。更残酷的是，将士们要求处死杨贵妃——这位曾让李隆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妃子，最终被缢死于佛堂前。
这一事件标志着李隆基权威的彻底崩塌。他不再是那个能掌控朝局的“天可汗”，而是一个被军队胁迫、连爱人都无法保护的落魄帝王。马嵬驿后，李隆基试图继续西逃，但当地百姓跪拜请愿，要求太子李亨留下平叛。面对人心涣散的队伍，李隆基被迫将李亨留在灵武，自己继续逃往成都。
三、皇权让渡：被动选择下的政治智慧
李亨在灵武称帝后，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这一举动看似“篡位”，实则是李隆基在特殊形势下的被动选择，原因有三：
威望扫地，失去军心民心
安史之乱暴露了李隆基晚年的昏聩。潼关失守后，“百官朝者什无一二”，连宣布御驾亲征都无人相信。西逃途中，随从纷纷逃散，百姓指责其“误国”。马嵬驿兵变时，李隆基亲自“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彻底丧失了军队的支持。
团结抗敌的现实需要
叛军攻占长安后，唐朝急需一个精神领袖凝聚力量。李亨作为太子，在灵武称帝后迅速获得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的支持。李隆基若坚持皇权，必然导致“天有二日”的内讧，使叛军坐收渔利。他不得不承认现实，派高力士将皇帝印玺送至灵武，完成皇权交接。
政治手腕与历史教训
李隆基早年为皇位曾杀死三个儿子，此时却选择退位，体现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深知，强行争夺皇权只会加速唐朝灭亡。正如《旧唐书》所载：“玄宗知事不可为，乃遣使赍传国宝及玉册诣灵武传位。”这一选择，虽被动却理性。
四、晚年囚徒：权力真空中的孤独谢幕
退位后的李隆基，被囚禁于甘露殿。李亨通过李辅国等宦官监控其行动，流放其心腹高力士、陈玄礼，并遣散宫女。史载，李隆基在此“绝食数日”，最终以“辟谷求长生”为名掩盖自杀企图。公元762年，他在孤独中去世，而仅十三天后，李亨亦驾崩。
李隆基的晚年悲剧，源于盛唐崩塌后的权力真空。他试图通过道教寻求慰藉，却始终无法摆脱被囚禁的现实。他的死亡，标志着安史之乱对唐代政治的彻底重塑——皇权不再绝对，藩镇割据的隐患已悄然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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