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泉，不仅留下了许多建筑、雕塑、陶器，更重要的是其深远的文化影响，西方的哲学、数学、天文、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在古希腊文明中找到渊源，而民主制度就源自古希腊。

　　回顾人类历史，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平等和民主制度等等，其实是一个特例，在二十世纪之后才渐渐成为常态。在这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都极不平等，少数人掌握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大部分人遭受盘剥奴役，仅仅能维持温饱，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的看法，古希腊是另一个特例。

　　奥伯认为，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生活在一个富裕平等的民主社会中。为什么他们能够缔造一个富裕民主、经济发达、创造力旺盛的社会?古希腊文明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持续了数百年，说明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和特别的外部因素。他的新书《古希腊的兴亡》(The Riseand Fall of Classical Greece)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古希腊的兴亡》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古希腊是不是一个繁荣兴盛的社会?即分析它的“繁盛”(efflores-cence)程度：经济增长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成就。在一个繁盛程度高的社会，较大比例的人口能够享受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文化水平也较高。一个文明光有恢宏的宫殿、奇异的珍宝，并不足以称为繁盛，必须同时伴随着人口、福利与文化上的进步。在过去的研究中，古希腊是否繁盛并无定论，有不少人认为古希腊虽然文化先进，但经济却很落后。奥伯则绘制了一张古希腊发展指数图，以近代希腊为地域界限，计算在这个地域内，古希腊时期所有城邦人口的消费总量。他发现，从古风时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后期开始，发展指数就急速上升，在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23年)达到顶峰，在进入希腊化时代后，虽然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是古希腊的衰亡期，但是发展指数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古希腊灭亡后，这个地区的发展指数立刻急剧下跌，一蹶不振，直到进入现代社会后才渐渐恢复到古希腊时期的水平。

　　另一个支持古希腊繁盛程度高的证据是其基尼系数，这是一个判断社会是否平等的指标，在0和1之间，0为绝对平等，1为极为不平等。根据公元前322年的人口普查和其它数据，雅典城邦中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30%的私有财产，最富有的10%拥有60%的私有财产，基尼系数为0.708，与1953-1954年间的美国相似，比1427年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0.788)低，比20世纪初的英格兰(0.95)平等得多。雅典一半左右的居民，其中包括非公民和奴隶人口，生活水平超过了温饱线，能过上像样的日子。

　　希波战争

　　如果说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论证古希腊的繁盛程度还算比较直接了当，那么求证其背后的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奥伯在《古希腊的兴亡》一书中，将焦点放在了古希腊的城邦(po-lis)制度上。古希腊的特点是城邦自治，各自为政，从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城邦之间在经济文化实力上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三个城邦：雅典(Athens)、斯巴达(Spar-ta)和叙拉古(Syracuse)规模巨大、影响力强。

　　例如雅典城邦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的卢森堡。普通的城邦如普拉提亚(Plataea)面积约为170平方公里左右，而最小的城邦之一克里希亚(Koresia)仅为15平方公里。城邦之间战争不断，例如历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卷入了三个最大的城邦。至于城邦之间的小冲突则更为频繁，弱小的城邦或被并吞、或结成联盟，有些成为临近强大城邦的附庸，关键是古希腊从未“统一”成为一个帝国。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获胜，雅典投降告终，但是斯巴达人无力统治雅典，很快就让雅典恢复自治，撤回军队保卫自己的根据地。

　　另外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古希腊鼎盛时期的500年左右时间里，虽然不时有独裁暴君出现，但是大部分时期、大部分城邦都没有世袭制的君主，雅典创立了民主议事的制度，斯巴达采用强制性贫富均化的军事体制，其它城邦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高度的专业分工和社会成员对政治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奥伯认为，这就是古希腊繁盛的根本原因。

　　他在《古希腊的兴亡》中提出了两个假说：第一是古希腊城邦建立了较强的公共机构和文化规范，实现公平处事，鼓励学习深造和财富投资，降低了交易成本。第二是由于权力的分散，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化体系，鼓励竞争，刺激创新与理性合作，并通过相互学习和模仿将先进的知识传播出去。这两点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增加个人与社会的投资可以推动创新，高度专业化需要在交易成本较低的环境下才能显示其优越性。奥伯认为，20世纪市场经济研究中提出的先进技术取代落后生产方式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念，其实在古希腊城邦体系中就已经实现了，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知识积累、文化发展。

　　雅典大概是最好的例子，在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城邦面临着一场危机，由于人口增长造成农业劳动力价值下降，财富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一小批拥有土地的精英家族手中。此时雅典面临的前景是可能出现一个暴君，以暴力夺取统治地位，或是整个雅典分崩离析，成为几个小型城邦。但是在这个时候，雅典的第一任执政官梭伦(Solon)通过政治改革将雅典带向了民主道路，他一次性地废除了雅典居民间的债务，通过法律禁止雅典居民成为奴隶，建立拥有监督惩罚政府官员实权的公民议会。这些改革措施让雅典变成一个有社会规范、处事公平的社会，降低了交易成本，根据奥伯的假说，为实现“创造性破坏”提供了条件。

　　当然，雅典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出现过多次反复，但总体上是向完善公共机构和公民参与方面发展。

　　《古希腊的兴亡》继而强调，雅典的民主制度为它成为海上强国提供了条件。建造海军战舰，提供划桨手和士兵，是一项资本和劳动密集的工程，但对雅典来说，一方面拥有受欢迎的产品(如陶罐)和繁荣的对外贸易，资金充足，另一方面因为公民积极参与，能够调动的兵员很多，两项条件都能满足。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联盟(Delian League)成立，由雅典出兵出技术，爱琴海沿岸各个城邦出钱，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足以对抗波斯帝国的威胁，同时促进联盟成员之间的贸易，成为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虽然后来古希腊城邦不敌周围军事实力强大的帝国而走向衰亡，但是取而代之的马其顿和罗马都算得上的古希腊的“学徒”，吸收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精华，传承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文明影响保持至今的原因。

　　奥伯的两个假说，对古希腊文明繁盛的内部推动力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为什么它在这一时期、这一地点出现，其实还有几个外部原因，《古希腊的兴亡》对此也有所提及。

　　首先是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地理气候环境，这里不仅岛屿众多，而且陆地多山，交通不便;同时这里的微气候(microclimate)变化多端，临近地区的地理气候生态差异都比较大，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很难施行高效控制和统一管理。其次，古希腊周围有众多地区可以成为贸易对象，提洛联盟的职能之一就是保证海上贸易的畅通，虽然波斯帝国一直是一个威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贸易伙伴。第三点涉及到为什么古希腊没有普遍建立君主制。其实在青铜器时代末期，希腊地区就有城寨式的王国，精英家族手中掌握着昂贵的兵器，但是进入铁器时代后，便宜的铁制兵器改变了这一状况。更重要的是，此时尚未形成君主“天授神权”的概念，即使有暴君出现，也经常会被驱逐，让民主制度成为常态。

　　奥伯采用的研究手段，确实带来了对古希腊文明的全新理解，他的主要观点是以上的外部因素都不足以解释古希腊的繁盛，只有内部的公平和竞争机制，才是它的发展动力。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还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些内在的动力恰好在古希腊时期全面发挥了作用，以及为什么民主制度能在古希腊取得成功。

　　也许我们不能要求一部作品就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这必然是一个长久的研究课题。但是回顾古希腊的兴亡，至少能让我们得到一点警示，那就是多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是国家或是地区——通过相互竞争形成分工合作、相互学习促进，也许是经济文化发展、社会平等进步的最好形态。但是这样的生态环境也是相当脆弱的，看一看目前欧洲面临的种种危机就不难理解。古希腊文明在辉煌了几百年后，在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刀兵之下陷落。危机与灾难的发生往往难以预见，因此对今天的繁荣兴趣必须格外珍惜。(文/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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