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铁骑入主中国，南方汉人抵抗得最为猛烈。一百年后，将蒙元赶出中国的也是南人。

　　熟悉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中国灭元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红巾军虽谋事于河北，但起事却在颍上。颍上现隶属于安徽阜阳县。红巾军的创始人是河北人韩山童，但总指挥却是安徽人刘福通。可以说，是南人树起了反元的第一面大旗。

　　云从龙，风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作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不破黄龙誓不休。

　　这就是荡气回肠的《红巾军军歌》。军歌中，“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作马牛”这样的豪言壮语非常提气， 而“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虽流露出民族复仇的偏狭，但也彰显了“汉魂”的血性回归。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歌中“男子汉”一词。这个词我们现在经常使用，但词源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男子汉”来自何处?本意是什么?

　　“男子”好理解，“汉”是何意呢?查考辞海，此语可追溯到西汉，匈奴对大汉强兵称“好汉”，慢慢男子后面加“汉”，系对一个男人的褒扬，如大汉男儿一样，像个男人样。可见，“男子汉”是历史留下的、汉民族男人骄傲的一个历史符号。

　　公元14世纪中叶，“男子汉”在南方再度雄起，“徽军”对蒙元开了第一炮。

　　为什么安徽人敢于率先造蒙古帝国的反?

　　这要从红巾军怎么成事说起。

　　公元1351年，也就是元至正十一年，蒙古统治全中国仅仅72年，就到了末日边缘。因为他们的民族压迫政策已经把中国这个大气球压到爆炸临界点。在蒙元帝国，上等人是蒙古人，下等人是汉族人。在这个帝国里，蒙古人享有各种特权，可以随意欺压剥削汉人。法律规定，汉人被蒙古人打，不得还手，蒙古人把汉人打死只需赔条驴钱。蒙元帝国对汉人实行“户保制”，十户百户一保，保长必须是蒙古人，一个蒙古户长管理百户汉族家庭，在这个村子里，汉族村民要把好吃好喝的拿去孝敬管理他们的蒙古人，甚至汉族新娘子的初夜权也要奉献给蒙古户保长。

　　蒙元王朝自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一共传了十一个皇帝。到了元顺帝统治期间，不仅政治腐败透顶，民族压迫日重，而且还突然传出一个让汉族人崩溃的“新政”——蒙元权臣伯颜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永久解决掉汉人的反抗能力。

　　这个绝望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北南汉人都禁不住骚动起来，群情激奋。但是羊无头不走，雁无头不飞，他们需要一个带头人，率领他们起来自救。

　　天生具有“煽动能力”的韩山童出现了。史料记载，韩山童是栾城人，现在的栾城是个县，隶属石家庄市。也就是说，韩山童是个河北农民。韩山童的爷爷是个教书先生，擅长布道传教，受爷爷熏染，韩山童略通文墨，且敢作敢为。目睹蒙元暴政，他立志造反。以传统的传教形式酝酿起义，他将三大宗教：本土白莲教、弥勒教与波斯舶来的摩尼教(汉语译为“明教”)“整合一处”，成为红巾军主要教义。

　　韩山童以教主的身份宣称：只要弥勒下生，明王出世，汉族百姓就可以翻身。

　　虽然韩山童的“煽动”能力很强，对陷入绝境中的广大汉族农民吸引力很大，但是说归说，做归做，从“煽动”到“扯旗造反”，尚有鸿沟。

　　河北人韩山童直到遇到安徽人刘福通之后，干大事的想法才化为行动。

　　刘福通，颍州人，颍州现为界首市，属于安徽阜阳。刘福通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是个富家子弟，在元朝担任小吏，比一般汉人混得好。但他没有满足现状，而是胸怀大志。他对蒙古人的民族压迫现实非常不满，于是主动去职，寻求同志一道反元干大事。韩山童在传教途中结识了刘福通，就像思想家遇到军事家，立刻产生了化学反应。他与刘福通一拍即合，把思想化为行动。公元1351年5月，韩刘在刘福通的老家，颍上白鹿庄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起义军一举占领了颍州。因为他们头裹红巾，所以人们将他们称为“红巾军”。

　　虽然韩山童部起义后遭到包围，不久牺牲。但刘福通接过大旗，把军队做大。史料记载 ，红巾军“众至十余万，元军不能御”。红巾军迅速攻城略地，部队很快发展到十多万人。他们提出了“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所向无敌，打得已经“退化”的蒙元军队七零八落。曾经所向披靡的蒙古军，一听见“红巾军”这三个字就战栗发抖，一些蒙古将领望见红巾军，勒转马头便跑，嘴里连叫“阿卜，阿卜”(逃跑)。史书记载，有个叫也先帖木儿的将领，奉命去镇压红巾军，到了战场，看到红巾军，尚未交锋，就要逃走。地方官拉住他的马缰不放，也先帖本儿急了，拔刀便砍地方官，叫道：“我的不是性命!”难道我的命不是命，你想让我白白送死吗?!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赶忙下令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改变所有歧视汉人的政策，但是一切都晚了。起义暴发后形势发展十分迅速，短期内烽火遍及大江南北，公元1355年，刘福通与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国”，国号“宋”，改元“龙凤”，立志恢复汉民族的中原王朝大宋江山。政权建立后，红巾军踌躇满志，挥师“北伐”。

　　于是14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三支发自南方的强悍北伐军，他们没有经过训练，却有着十足的血性，这就是刘福通麾下的三支北伐军。意气风发的刘福通要践行他的大胆想法——将蒙古军队赶出中国，消灭这个世界上曾经最强大的帝国。

　　刘福通派遣三路大军开始北伐，开创了红巾军的全盛时代。北伐军斩帅夺旗，高歌猛进，饱受欺压的广大汉民族，沿途纷纷起义响应。他们唱响嘹亮的红巾军军歌，吹响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直向蒙古帝国的中心上都——就是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的正蓝旗奔去。

　　公元1358年即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北伐军攻破上都城。

　　曾经是蒙元帝国政治中心的行宫，被南人插上了胜利旗帜，红巾军焚毁了蒙宫，上都昔日的繁华，化作一股黑烟，在浩瀚的草原上随风而逝。

　　当然，我们知道，彻底灭了蒙元、笑到最后的不是刘福通及红巾军，而是朱元璋及其明军。朱元璋也是南人，家住安徽凤阳，早年投奔红巾军起家。从起事的时间而论，朱元璋参加“民族解放革命”时间是比较晚的，有点“趁火打劫”“抢夺胜利果实”的意思。待他单独领兵时，不少“革命前辈”已经成了气候。刘福通把国号定位“宋”，可谓华夏正溯，但到头来，为什么被无根无基的朱元璋继承了大统呢?

　　原因就在于朱元璋的“民族解放”大旗打得最艳丽。

　　熟悉明史的读者应该了解，朱元璋本名“朱重八”，相当于农村二狗老七之类的序号排名，但他为了“民族解放”，把名字改了——朱元璋，“朱”为“诛”，“元”为蒙元，何为“璋”?古代汉族人称生男孩为“弄璋之喜”，“朱元璋”的意思就是“诛灭蒙元男子汉”，何等气壮山河。

　　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民族解放”旗帜彰显了汉魂海纳百川的魅力。

　　且看朱元璋的北伐檄文——

　　拯生民于涂炭。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这是刘福通北伐军失败后，红巾军左副元帅朱元璋继承北伐大业，发布的北伐宣言。其中最收揽天下人心的一句话，除了“志在逐胡虏”，就是“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逐胡虏”，就是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则表明汉民族不是要压迫蒙古等少数民族，而是要恢复华夏道统，建立一个具有传统秩序的、百姓安居乐业的民族平等社会。

　　由简单的民族复仇、种族灭绝，到恢复中华、一视同仁、民族大团结。这给朱元璋的“民族解放”事业平添了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藉此旗帜，朱元璋之明军很快聚敛了全民拥戴和百万雄师。

　　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率铁甲25万大军誓师北伐，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士兵和将领们慷慨陈词：“天道好还，人心效顺。”俨然，朱明军已经成为民族解放的最正统力量。他们奋勇北伐，在振奋人心口号下所向无敌，北方汉族纷纷起义,迎接王师北定中原。

　　公元1368年9月14日，徐达率几十万大军冲进元大都，蒙古统治者逃离中原，汉民族第一次光复时刻来临，崖山之后再现华夏。

　　由此，朱明军也创造了南人的一项历史记录：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南方北伐中原的第一次胜利。

　　无疑，这是南人彰显汉魂取得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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