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国演义》，似乎总是绕不开三。一开篇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接着就有了三英战吕布，三让徐州，土山约三事，三顾茅庐，定三分隆中决策，荆州城公子三求计，三气周瑜，最后一直到三分归一。本文要说的是三顾茅庐。

　　在这所有的三字故事里，三顾茅庐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从全书来讲，三顾茅庐是转折点，是乱世群雄逐鹿趋向三国鼎立的路向标。按照以往的主流认识，三顾茅庐这一历史事件，主要在刘备与诸葛亮个人之间展现其历史语意，无论是刘备的思贤若渴，还是诸葛亮的得遇明主，都不出传统的圣君贤相的理想范畴。但如果回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跳出《三国演义》的语境，再看诸葛亮的出山，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整个荆襄士人集团的长期暗潮涌动，和同一地区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而这暗潮的起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与地方势力的崛起

　　纵观整个东汉，可以说是外戚、宦官交相掌权，不断博弈的一个过程，这个博弈得以展开的基本平台就是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宫廷政治。在这个皇权视野下，外戚也好，宦官也好，本来都只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但是，人毕竟不是棋子，哪怕是作为残缺人而存在的宦官，也还是人。所以当这些有生命的“棋子”开始逆向夺权的时候，皇帝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棋子。于是，东汉的政权主导力量，遂在皇帝、外戚与宦官三者之间不断游走，而无论是哪一派，都不喜欢那些以儒家伦常为操守的士人集团。因为儒家强调君轻民贵，主张做臣子的要敢于坚持原则，甚至不惜直接对抗皇权，不仅可以“谏”，而且可以“怨”。故而早在西汉时期，汉宣帝就已明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东汉将亡之际，何太后还没忘记宦官统领禁省是“汉家故事”，并表示不愿“与士人对共事”。这些，都是统治阶层的真心话大流露。

　　所以三派之间虽然互有斗争，互有勾结，但核心理念则在于都不希望让国政大权旁落到士人手中。只是偶然有个别外戚会因为具体的政治需要而借重一下士人的力量，如王莽的篡汉和窦武的对抗宦官。但不幸的是后者对抗失败，反被宦官所杀，相应的，那些反抗宦官乱政的士人，无论是否与窦武有牵连，都遭到了惨烈无比的杀戮与株连。首都的太学生们首当其冲，遭遇到残酷迫害。面对这一冷酷的政治现实，士人集团开始逐渐淡出中央政治舞台，转而在地方上形成自己的家族式势力范围，并通过地方文教事业，逐渐又产生出新的后继力量。而荆襄地区的士族力量又尤其强大。

　　史载，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华盖，甲第掩映”，时人称为“冠盖里”。当时襄阳的地方豪强有七家，分别是庞、黄、蔡、蒯、马、习、杨。如庞德公、庞统、庞林、庞山民、黄承彦、蔡瑁、蒯越、蒯良、蒯祺、马良、马谡、习祯、习珍、杨虑、杨仪、杨颙，均是各自家族中的优秀人才。这些人物，在三国中基本上都是作为个体贤才出现的，事实上则各有家族背景。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并且多有联姻关系，这一点在后文中还会提到。(参阅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这些大族固然对于荆襄地区有很大影响力，具体到董卓之乱的时代，更直接的影响荆襄地区的则是一些公然搞武装割据的地方豪强。当时“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这些军事力量不仅与中央政权和邻近的地方政权对抗，而且也逐渐触动了主张文治路线的地方士族的生存安全与家族利益。

　　就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作为皇室宗亲兼平反名士双重身份的刘表来到了荆州。

　　刘表的荆州平定

　　可想而知，地方豪强根本就不理睬这个单骑赴任的刺史，士族集团对之也持观望态度。

　　刘表为打开局面，开始亲近七大家族中的蔡、蒯两家，并亲自拜访蔡、蒯两家的主要人物蒯良、蒯越与蔡瑁，向其问计。

　　面对刘表的问计，蒯良与蒯越兄弟二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

　　蒯良认为：“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

　　蒯越却认为：“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参见晋司马彪《战略》)

　　猛一看，蒯良的观点非常迂腐。因为刘表已经挑明了他的担忧：内有割据豪强，外有袁术这样的大敌，荆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一句话，他需要的是救急药方。但蒯良却要刘表去搞文治，兴学校。岂非不识时务?

　　实际上大不其然。这也是一个试探与相互试探的过程，蒯良要看一看刘表是不是能够接受士族的价值取向。而蒯越则似乎对刘表较有信心，所以直接开出了药方。

　　而刘表的回答则更耐人寻味：“子柔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之计，臼犯之谋也。”

　　子柔是蒯良的字，异度是蒯越的字。那么，雍季和臼犯又是谁呢?

　　这两位都是晋文公的重臣。其中臼犯就是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因其字子犯，所以又被称为舅犯，又写作臼犯。当年城濮之战前夕，晋国的战略规划从外交到军事，全部出自狐偃之手，核心思想就是一个兵不厌诈的“诈”字。晋文公听取了狐偃的建议后又向雍季征询意见。雍季认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虽然晋文公没有采纳雍季的建议，但在他依靠狐偃的规划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后，却将最大的封赏给了雍季。他的理由是：“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后来孔子读史于此，也不由感慨：“临战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

　　明白了这个历史典故，刘表的意思也就明白了。他愿意在理念和长远规划上接受蒯良的路线，而在近期策略上采取蒯越的指导。一个政治联盟就此形成。

　　在蔡、蒯两家的支持下，刘表先是令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又对剩下的割据势力——盘踞在襄阳的江夏贼张虎、陈生进行了招降，负责这一工作的又是蒯越，他与另一名士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靠着这种诈谋与奇袭结合的手段，刘表迅速平定了荆州。在此后的五年中，刘表依据蒯良的文治路线发展荆州，兴建学校，招揽名士，刘表自己也亲自参加射礼，“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凯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三百有余人”。(荆州文学记)

　　另一方面，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是黄巾之乱，接着是董卓之乱，中央势力急剧衰微，军阀混战的局面渐次形成，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陕西一带，沦为最惨烈的战场。当地的一些士人群体开始纷纷向战乱相对较少的地区迁移。荆襄地区因其便利的水陆交通，和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很多中原士人播迁的首选乐土。使得荆襄地区逐渐成为一个乱世中的人文乐园。

　　但是，单骑入荆州的刘表，毕竟缺乏自己的家底，这一缺陷如果在西汉初期，实在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在东汉末年则就不免成为一个致命缺陷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西汉到东汉的社会结构变迁。

　　家族的崛起与个体的式微

　　我们只需把汉高祖刘邦与光武帝刘秀的开国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能看出很多问题。

　　在汉高祖的时代，传统的封建结构已经被摧毁，而新的郡县结构还在形成过程中，所以陈胜吴广可以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应的，如萧何、张良、韩信、樊哙、陈平、曹参等一帮兴汉的从龙之士也都没有什么集团背景，无论是贵族出身还是草莽英雄，在帮助刘邦建立基业的过程中，都是作为独立个体发挥作用的。但是，到刘秀打天下的时代就大不相同了。首先，刘秀自己就是所谓的太学生集团的一分子。同时，虽然西汉各帝在打击地方豪强上不遗余力，但新的家族化的地方势力还是层出不穷，而且以研究儒学经典为专业的一些学者也逐渐以此为核心理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集团化的新士族。

　　所以，在刘邦打天下的时候，聚拢的人才基本上还都类似于战国游士。但到刘秀的时代，就非常注意集团力量的加盟。甚至于就算是很优秀的个体，如果没有集团背景，单枪匹马来投奔的话，也很难得到重视。(参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五章“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这一社会力量集团化的过程，到东汉末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荆襄地区的冠盖相连的景象，在军事组织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如吕布给丁原当部下时是丁原的义子，到给董卓当部下时又成为董卓的义子。《三国演义》中的“三姓家奴”就是对之的一种揶揄，但也给读者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似乎这只是吕布个人的人品问题。殊不知这在当时是一个较为普遍现象。只不过有些上下级之间不搞的如此露骨而已。如刘备与关羽的关系，以往受到桃园三结义的影响，后世多以“名为君臣，义同兄弟”来理解。但是，在《三国志》中却有另外的记载。在关羽死后，魏国内部曾发生一场关于刘备和孙权是否会开战的大争论。刘晔认为一定会开战，其理由就是：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又如李典，除了跟随张辽打了一个逍遥津之战外，他并没有非常出众的武功，而且三十六岁就过世，却在《三国志》中得以与臧霸、文聘、许褚、典韦、庞德等将并列一传。后来小说家参考正史，将之演义为曹营八将之一，但终于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考诸史实，李典的地位实在是来自于他独特的集团背景。当时，李典的家族是山东乘氏地方豪族，不仅养宾客数千家，甚至有自己的私家武装(部曲)。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吕布在乘氏“为县人李进所破”。足见乘氏李家的实力。后来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李典又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控制邺城后，开始将其建设为一个新的战略基地，李典主动请缨，率领“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二千余口”迁徙到邺城。既主动表示了自己不再经营乘氏的地方势力，也为曹操发展邺城提供了新生力量，故而深得曹操的激赏。其在魏国武将中地位特殊，也就不足为奇了。

　　又如历史上的魏延，他在蜀汉武将中的地位高于赵云，次于关张。其地位除了他个人出色的军事才华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魏延是带领自己的私人武装追随刘备的有集团背景的战将。又如孙策得以平定江东，靠的也是他父亲留下的私兵性质很强的军事集团。

　　由此可见，在东汉末年，个体游士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而集团力量的地位大大上升。就算是非常优秀的个体，往往也要借重于某一集团，才能获得登上历史舞台的入门券。这个集团，既有军事化的武装部曲集团，也有人文性的名士集团。诸葛亮身登龙门所借重的就是这后一股力量。

　　诸葛亮的集团背景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十三岁时随叔父诸葛玄避难荆州，客居襄阳城西二十六里的隆中(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南阳郡邓县)。在一般人的记忆中，诸葛亮是个非常个体化的山野散人，其实不然。

　　据《襄阳记》记载，首先，诸葛亮娶的是黄承彦的女儿。而蔡瑁则是诸葛亮妻子的亲舅父，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同时，蒯祺是诸葛亮的大姐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二姐夫，而被称为凤雏的庞统则是庞德公的侄子，庞统的弟弟庞林则是习家的乘龙快婿(习祯的妹夫)。诸葛亮的老师之一——名士司马徽则对长自己十岁的庞德公“兄事之”。按照中国的传统，长十岁便算是两辈人了，但本该是叔侄关系的二人却以兄弟相称，正表现了司马徽的才学非凡，也表现了庞德公与其不同一般的忘年交情。另据裴松之根据诸葛亮与马良的通信推断，二人很有可能是结义兄弟的关系。而日后失街亭的马谡又是马良的弟弟。

　　在当时，诸葛亮的这个人际地位本身就是一种珍稀的资源。

　　相形之下，襄阳城内的刘表活脱脱一个孤家寡人。说起来，刘表作为八俊之一的崛起也是借重了当年的中央名士集团。但是，这一集团已经在党锢之祸中星云飘散了。刘表既无法将这个背景带到荆州，更无法将之家族化，更难于将之军事集团化。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刘表的发展。

　　他固然可以借助蔡、蒯两家夺取荆州的控制权，但也就使得蔡、蒯两家的势力深深渗入荆州的权力结构之中。

　　不仅政治被渗透，甚至刘表的家事也被渗透。

　　刘表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刘琦，小的叫刘琮。关于这两个儿子，《三国演义》中曾借刘表之口作过如下交代：“前妻陈氏所生长子琦，为人虽贤，而柔懦不足立事;后妻蔡氏所生少子琼，颇聪明。吾欲废长立幼，恐碍于礼法;欲立长子，争奈蔡氏族中，皆掌军务，后必生乱：因此委决不下。”

　　这一段话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恰恰是小说家言，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首先，刘琦和刘琮都是刘表前妻所生，和蔡氏后妻都没有血缘关系。

　　其次，据史书记载，刘表其实更喜欢刘琦，认为他更像自己。但是，后来刘表却将基业传给了刘琮，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情的转折就在于蔡家不仅给刘表安排了后妻，还让刘琮娶了蔡氏的侄女。从此之后，蔡氏便开始诋毁刘琦，准备换马。(参阅《三国志·董二袁刘传》与《后汉书·刘表传》)

　　所以，刘表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摇摆，与其说是刘表的个人喜恶发生了转移，不如说是他已经难以有效控制蔡氏集团的权力渗透。

　　与此同时，江东的孙权，许昌的曹操，都对荆襄地区垂涎已经，虎视眈眈，也使得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根基的刘表更加孱弱无力。故而，荆襄地区较为明智的士人都知道刘表其实是一个弱势领导者，既当不成明君也做不成雄主。故而除了已经深深卷入其中的蔡、蒯两家之外，其余如庞、黄、马、习、杨等相对的处于一种在野位置的家族，更乐于和刘表保持距离，等待更好的主公的出现。

　　个中滋味，恐怕最有切肤之痛的还是刘表自己。故而他急于需要一股力量能够对外抵御入侵，对内制衡蔡、蒯两家的势力。他最初选择了张绣。可是，张绣也只是一个待价而沽的投机军阀。建安二年，张绣投降了曹操，只是因为曹操因胜而骄，公然将张绣的寡婶纳为己有，激怒了张绣，这才使得双方重新成为敌对关系。但是，到建安四年冬，张绣终于还是选择了再度投降曹操，并与曹操安好始终。这样一来，荆襄的北大门就洞开了，刘表抵御北方威胁的前线也从宛城转移到了新野。正是有了这个变化，所以当刘备在建安六年势穷来投的时候，刘表才会亲自出城相迎，因为他又有了可以借助的新力量了。那一刻的刘表当然不会想到，他所做的只是为另一幕真正的大戏拉开序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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