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一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日记里，讲述了年轻时候的荒唐。那时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

　　在这位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当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被罚款5元。这事对他触动极大，导致“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这位年轻人名叫胡适。

　　日后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论，狎妓之举在民国其实极为普遍，绝非不懂事的年轻人的专利。

　　后来，即使当了北大教授。胡适仍未完全脱离风月，有次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娼妓合法化成为名人热衷风月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者“唱”也，妓者“技”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至于卖身，大多是余兴节目。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员嫖娼有罪，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此道的现实基础，在合法的外衣下，与妓女风流纯属私德，与律法无关。

　　根据王书奴于1934年所写的《中国娼妓史》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据《北京社会调查》估计，民国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当时北京的公娼私娼在万人以上。另据1920年上海“淫风调查会”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在12万人以上。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均指向民国的官员、军阀、议员等的头面人物是风月场中的常客，从而引领了社会风气。换言之，这是上行下效。

　　妓院曾为革命活动立过功

　　不要以为妓院只关风月，有时还对辛亥革命有过积极作用。在革命时期，曾有不少革命活动是以妓院为掩护进行的。

　　早在清末，陈其美便已是窑子里的常客。这位青帮大佬在加入同盟会后，将秘密机关设于妓院。后来有记者采访陈其美，在报道中写道：“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

　　据记载，革命党人邓荫南运筹革命活动时，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妓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中，作为妓女的小凤仙也成为了蔡锷将军革命行动的掩护。

　　不过，考虑到晚清立宪那几年间，革命屡屡受挫，革命党人大多消沉的真实情况，陈其美的“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恐怕得打个折扣。

　　王书奴在总结中写道：“这班人(推翻满清的革命党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从前做革命时候，吃了许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简便的莫如嫖娼了。”

　　这一说法，不但总结历史，亦预示将来。有人说底层凤凰男发迹后往往嘴脸一变，道理便在其中。

　　说革命党人嫖妓之前，得先说说一位传奇人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袁公子是位风流种子，一生与风月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文字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极多秘辛，他撰写的专栏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

　　1920年，这位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开始在上海《晶报》刊载专栏《辛丙秘苑》，大谈前沪军都督、老派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还有应夔丞(即应桂馨)、沈翔云，当然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革命成功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过去偶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

　　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为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

　　之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举。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正逢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对于这些人的行为，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备感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的生意往往也被革命左右。《晶报》曾经报道，有一位名妓因为不读书，也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居然无人问津，生意难做。

　　民国没有明令禁止嫖娼 因而官员嫖娼十分难禁

　　在王书奴总结的娼业盛行规律中，第三条和第四条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所谓“代议士”，即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当时如关于国务院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大多数议员都沉迷于这灯红酒绿燕语莺声的温柔乡，将之作为讨论政事的安乐窝。

　　他写道：“至于民国七年(1918年)新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贿选议员，都是相习成风，一丘之貉，吏不必说了，下至省议员。县议员以及市乡自治员，选举时之托人投票，选举后之运动接洽，亦几无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游为应酬无上良品，所以民国后娼妓之盛，与议员先生们确有关系的。”

　　民国时期，并没有明令禁止嫖娼，因此整个民国时期官员逛妓院是非常流行的事情。

　　与王书奴这本《中国娼妓史》相互印证的是当时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指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写道：“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

　　所谓“两院”，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每日晚饭后，老师带头，率领学生乘坐洋车，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师生同乐。

　　后来，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立志改变此风气，结果引发一场风波。他是蔡元培，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

　　陈独秀的风月故事引出“公人”私德的历史辩论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与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发起成立“进德会”，入会标准是“不嫖不赌不纳妾”，大批师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教员，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可带头犯戒的，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讽刺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筹备安徽爱国会。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一条。

　　眼下，裁判犯规了。1919年二三月间，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最热的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学者们也大多如此认为，对陈独秀的攻击实有预谋，是当局筹划并施压。蔡元培对此颇为愤怒，当时，翻译家林纾经常抨击北大诋毁孔孟，有违传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回了一封公开信，其中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暗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其实，若抛开当局的幕后施压，这只是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公众人物的私德是否有边界。周作人说得很明白，没有进德会的条条，怕是谁也没法以陈独秀的下三路问题说事;而蔡元培也把公人公事与私德区分开，借此保护他所欣赏的陈独秀。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与北大教员马叙伦、沈尹默齐聚汤尔和家中，一起讨论陈独秀之事。汤尔和，原本是陈独秀得以进入北大的举荐人，如今却摇身一变，认为不可对陈独秀姑息。

　　陈独秀由此被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做了另一番大事业。

　　陈独秀在此后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后者也为此痛心疾首，但不妨碍他就私德问题说话。

　　1936年1月2日，胡适又一次致信汤尔和，表示：“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这种以私德攻击别人的做法，又何止当年北大这一桩?在日后的政治变幻中，此做法几乎已成某些人的杀手锏。

　　娼妓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功禁止

　　民国的娼妓问题，一直忽明忽暗无法禁止。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方得到解决。1949年11月21日北京对娼妓业进行了彻底清除行动。政府组织妓女检查身体，入教育院改造，经过学习和改造，在一千多名学员中，总计出院的人数为1077人。

　　上海实行的是逐步取缔，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经从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直到1968年，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

　　政府对妓女有病治病，进行职业培训，绝大多数妓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上海妓女中有900多位去了新疆，参加了生产建设兵团。

　　在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的娼妓，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禁绝。

　　蔡锷与小凤仙

　　——以讹传讹的江湖美谈

　　民国时，也有一个名妓的故事广为流传，那便是蔡锷与小凤仙。故事里，英雄美女两大要素齐全，救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并存，成了后来影视剧极其热衷的题材。但若拨开历史迷雾，便会发现这故事的水分。

　　与蔡锷结缘时的小凤仙，并非什么当红名妓，只是一个普通妓女，长于唱曲。袁泉则在《蔡锷大传》中写到，小凤仙曾回忆，自己当时年纪尚幼，“常听他(蔡锷)讲些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识字看书”。

　　以这样的年龄和智识，要成为蔡锷的知音，甚至与他共谋出走大计，绝无可能。以蔡锷为人，既不可能如此托大，将机密泄露给一个少女，也不可能让一个少女与他共担风险。

　　在蔡锷的出逃过程中，小凤仙也绝不是什么参与者甚至筹划者。流行说法大致有两种：一是蔡锷之友哈汉章的说法，指1915年11月10日是哈母八十寿辰，蔡锷出席，当晚在哈宅通宵打牌，清晨时由哈宅侧门走出，直奔新华门总统办事处，致电小凤仙，说中午要约她吃饭，导致密探麻痹大意。蔡锷借机奔赴火车站，顺利出逃。

　　二是民国名记者陶菊隐所记录，指蔡锷常常与小凤仙乘车出游，当日游至火车站，混入车厢中出逃。在这两种说法中，小凤仙都只是幌子而已，甚至未必知情。

　　而摸不清蔡锷究竟如何离去的北洋干将、警卫军统领陆建章，将手下编造的小凤仙将蔡锷藏于车中逃脱的故事放出，借以交差，也帮助了小凤仙“扬名”。

　　一年后，蔡锷英年早逝，北洋政府举行国葬。小凤仙送上两幅挽联，一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一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不过小凤仙只是粗通文墨，挽联是王血痕代撰，这位代笔人用了李靖和红拂女的故事假托，还用了“萍水姻缘”和“美人知己”这样的暧昧用词，更使得这故事成了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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