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不肖子孙，第一个当然是福王，被祸亦最惨。福王的封地在洛阳，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廷臣请王就藩，而神宗和郑贵妃一直把爱子留在身边不放。到了万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岁，宰相叶向高上疏力争，神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到时候却又失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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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礼部奏请东宫开讲、福王就国，神宗不报。四月间兵部尚书王象乾复行奏请，神宗的答复是：“亲王之国，祖制在春，今逾期矣。其明年春举行。”这算是比较充分的理由，但也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
于是福王提出要求，也是条件，请拨巨额庄田。明初亲王除岁禄外，偶尔也拨给土地，大多为属于国有，仅堪畜牧的草场牧地至多不及一千顷，而吏、户两部亦可斟酌实际情形表示异议。到了嘉靖四十年，世宗第四子景王载圳就藩湖北德安，屡请拨给庄田，部议照准，因而开了个恶例。及至神宗同母弟潞王翊镠，在卫辉亦常请拨庄田，并请发“盐引”，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无不如愿，福王即援以为例，要四万顷庄田。
景王、潞王当初的所求多遂，一方面固由于皇帝优容，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官田可给。尤其是潞王就藩，正当张居正抄家之后，籍没田地，本是额外收入，户部不必为难，所以一请即准。但在福王提出要求的时候，情况已大不相同。宰相叶向高据理力争，说：“各直省田土，大郡方有四万亩，少者止一二万。祖宗以来，封国不少，使亲王各割一大郡，天下田土已尽，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又说：“如田顷足而后行，则之国何日?圣谕明春举行，亦宁可必哉?福王奏称祖制，谓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略朝之功令有之乎?”又说：“自古开国承家，必循理安分为可久。郑庄爱太叔段，为请大邑;汉窦后爱梁孝王，封以大国，皆及身而败。”引用郑庄公、汉文帝时代的故事，其言警切，郑贵妃颇为不满。
据《表忠记》载，郑贵妃遣太监去看叶向高，说：“先生全力为东朝，愿分少许，惠顾福王。”叶向高正色答道：“此正是全力为王处。趁此宠眷时启行，资赠倍厚，宫中如山之积，唯意所欲;若时移势改，常额外丝毫难得。况积年语言可畏，王一之国，百口冰解，更得贤声。老臣为王，何所不至耶?”这是提出警告，要福王知趣，万一宫中“出大事”，皇太子即位，那时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就很难说了。
太监回到宫里，据实回报郑贵妃。叶向高说的是老实话，郑贵妃深有所感，决定遣爱子就国，但仍旧提出很苛刻的条件：
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
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府。
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
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
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项，尤以最后一项影响国计民生、及于边防军饷，后果异常严重。按：明朝的盐法是如此：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引”有好几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
盐的收买方法是：各盐场定出每年生产的数目，由公家收买，称为“正盐”，支给工本。正盐每引四百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后，改米给钞，两淮两浙每引两千五百文钱，其余各处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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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盐的运销，招商承办，以引为单位，每引纳米若干，收米入仓后，发给盐引，注明数量、取盐地点、运销区域。贩卖完毕，五日内应将盐引缴销，以防一引两用。
在正盐中又分“官盐”与“客盐”两种：运至官仓，以供政府正用的，称为官盐;由引商凭引支取，合法运销的，称为客盐。此外便都是私盐。客商贩盐，盐不离引;否则亦作私盐论，处罚甚重，贩卖者处绞刑，买私盐食用的，罪减一等，也要充军。
明初定制，以盐课收入充当边境军饷及水旱饥馑救灾之用;情况与需求常有变动，因而有“开中”及“计口配盐”两种方法。福王得淮盐一千三百引，以致边饷不足，就因为与“开中法”发生了严重抵触的缘故。他所得的盐引，自然照官盐算，每引四百斤，合计便有五十二万斤，而事实上远不止此数。
所谓“开中”，简单地说，只如《明史·食货志》上的一句话：“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边境军粮，如由内地运去，费用甚巨，现在叫贩盐的商人在边境粮仓缴粮，给予盐引，赴指定地区运销，则公私两便，所以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但至正德初年，盐法已大坏;此不在本文范围内，只谈福王开盐店。
明朝产盐的主要地区有六，运销的地区有明确的规定，洛阳一带行销河东即山西的解盐。而福王的盐是两淮的盐，因为淮盐品质最好，盐价较贵。福王把淮盐运了来，在洛阳开盐店，为了让老百姓只买他的盐，奏准洛阳改食淮盐，而淮盐只有“福记”的盐店才有。这一来解盐就少了个大市场。
既无销路，商人自然不买解盐，边饷随之支绌。于是户部和兵部奏请将福王府的盐改由河东支给，希望打开解盐滞销的局面，同时请求福王府不可与民争利。所得到的结果，依然只有两个字：不报。
关于庄田，原就是明朝的一项秕政，《明史·食货志》：
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庄田遍郡县。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弗听。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余顷……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余处，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
及至世宗以外藩入承大统，御极之初，力除弊政，正德以来侵夺的民田，还给百姓的很多;又废除皇庄的名目，改称“官地”，征银解部。穆宗更进而定“世次递减之限”，好比爵位降封那样，勋臣受赐的官田，每继承一次，减少若干，一直减至二百顷为度。同时规定，不论什么人的田都要纳税，否则没收，所以“民害少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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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神宗手里，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的庄田，虽经群臣力争，减半两万顷，仍旧是个破天荒的巨数。
因为河南的良田不足两万顷，在山东、湖北另外再找田补充，这下又给那两省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福王府的“伴读”、“承奉”等官，驿骑四出，所至骚动。照会典所载，王府的赐田仍由原来的佃户耕种，每亩征银三分，作为租税，这原是古代封建“衣租公税”之制，历代奉行不改。而福王要自己管业，自己派出人去清丈、划界，借故断人家田地的水道、挖人家的坟墓，借以敲诈勒索，地方官纷纷奏陈，一概不得要领。
这样搞了有半年才大致定局，湖广的田不足，又减一千顷，福王实得庄田一万九千顷。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场风波，《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六月己丑，锦衣卫百户王日乾讦奏奸人孔学与皇贵妃宫中内侍姜、庞、刘诸人，请妖人王子诏诅咒皇太子，刊木像圣母、皇上钉其目，又约赵思圣在东宫侍卫，带刀行刺。语多涉郑贵妃、福王。叶向高语通政使，具参疏与日乾奏同上之。向高密揭：“日乾、孔学皆京师无赖，诪张至此，大类往年妖书。但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见，皇上第静俟，勿为所动，动则滋扰。”上初览日乾疏，震怒，及见揭，意解，遂不问。东宫遣取阁揭，向高曰：“皇上既不问，则殿下亦毋庸更览。”太子深然之。
这是郑贵妃的亲属及她宫中太监所设的一条“苦肉计”，目的在平地起风波，预备指东宫诬陷郑贵妃。这样做法，往深处看，可以导致废立;往近处看，有了纠纷，福王便可借故不就国。过去匿名者所散布的“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等所谓“妖书”，指神宗虽立东宫而终必见废，用意是一样的。“妖书”案发生时，正为沈一贯当政，他想借此打击同僚，几兴大狱。而叶向高则能洞烛其奸，加以神宗不愿多事，于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到了第二年——万历四十二年，福王终于不能不就国。
亲王就国见太子辞行，照规矩，太子坐受四拜;而福王就国，太子常洛特别客气，起立辞谢，受了两拜，又执手送至宫门，殷殷话别。此亦出于叶向高的调护。
太子这样做法是受了叶向高的教导，目的是要争取郑贵妃的好感，使他能够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果然，太子这番友爱，神宗和郑贵妃都非常高兴，而且也颇感意外，想不到太子居然丝毫不念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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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王临走以前，神宗和郑贵妃对爱子的难舍难分，不但帝王之家空前绝后，就是求之于民间亦所罕见。据正史及野史记载，有如下的过程：
一、郑贵妃想留福王不遣，找到一个理由，说留他过了太后万寿再走。李太后不领她的情，说是：“你要留福王为我拜生日，我的潞王是不是也可以叫他入朝呢?”郑贵妃语塞。按：潞王是李太后的小儿子。
二、临行以前，父母惜别爱子，不知哭了多少场。明朝从太祖手里立下的规矩，亲王难得入朝，两王不相见，平时亦不得出城，限制其行动极严;此时约定福王三年一朝，而三年也有千日，时间还是太长，于是彼此又为会少离多而哭。
三、崇祯朝，白头宫女为思宗及田妃话万历旧事，说福王已经出宫，神宗及郑贵妃难以割舍，三次召还，每次留数日再遣行。
四、宰相要见神宗一面，难于上天;而福王留京的王府官员，特准“通籍中左门”，要见皇帝有所陈述，“朝上夕报可”。按：通籍的制度起于汉朝，意谓持有出入宫廷的通行证。
因为有这样的特权，走福王的门路是最靠得住的，《明史·福王传》：
福藩使通籍中左门，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
而福王在洛阳所务：
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籍籍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
如是享了整整二十年的福，到了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河南，洛阳城内的守军勾结流贼，以致城陷，福王常洵遇害，死状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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