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因为说到底，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是约制权力，只要存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是故，反腐Bai，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以上便是笔者撰写《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Bai的衙门》(下简称《衙门》)一文的逻辑和基本结论。该文于2009年10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后，网络传播甚广。后有吴海勇先生撰写《大清海关贪不贪?》(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一文予以反驳，认为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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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开甲领了45万两银子，建国亭实际上只用了5万两光景，贪污如此明显，遭御史弹劾、舆论指责都在情理之中。《中外日报》文章说，黄开甲“前次被人揭参，已派亲贵查办。闻黄开甲汇银十八万两入京，大约可以弥缝了事。现闻又有人续参，不知能彻底清查否?”《外交报》说“黄开甲以新进之微员，而敢侵吞巨款于千夫所指之地，事已发见，辄入十八万金于北方，而即可脱然无事”。由此可知黄开甲贪污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为免受追究，还曾向北京汇回18万两，大概有盛宣怀等人帮助说话，最终不了了之。

　　与黄开甲贪污巨款情况明显相比，柯尔乐支取15万两银子置办参展物是否存在贪污则查无实据，《东方杂志》文章说“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显然不符史实。吴先生文章据之得出“海关洋员如蝇嗜血”、“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的结论，立论无据。据有些材料透露，柯尔乐置办展物，是委托上海於仁保险公司承办。那么柯尔乐到底是吃了回扣，还是与该公司合谋贪污?怀疑是可以的，要坐实却需要证据，但从现有材料看，并没有有力的证据。

　　当年柯尔乐主持置办的中国参展物有不少小脚女人的缠足弓鞋、鸦片烟具等让中国人丢脸的“国粹”，因被外国人取笑，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不满和声讨。因此，柯尔乐置办中国参展物不当确属实情，但若论其有贪污行为，以现有史料看，因缺乏确凿证据，按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只能暂时宣判其无罪。

　　另一些新闻中，有中国商人指控柯尔乐及帮办巴士伯等刁难、勒索华商的说法，此事内情如何，到底是他们违规收取参展场地费用(当时中国商人因其租用场地过小而不能完全展示货物，因而极为不满，存在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展地而柯尔乐、巴士伯要求商人自己出钱的可能)，还是有其他原因，尚不得其详。新闻中也有黄开甲随员欧阳祺克扣华商钱财货物、中饱私囊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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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指控1904年世博会中柯尔乐等海关洋员贪腐并无实据。其实，即便柯尔乐等人确有贪腐，也不足以证明晚清海关存在腐Bai及否定《衙门》一文的结论。因为柯尔乐、巴士伯等海关洋员在世博会中的作为是个人行为，而不是代表海关履行海关公务。1904年世博会中方已取得主导权，中方有正副监督，柯尔乐等人只是被暂时委以主持展览事务之任，与海关事务无关。《衙门》一文针对的是晚清海关作为“衙门”这一官方机构为何从整体上杜绝了腐Bai，要否定《衙门》的结论，应该去找海关衙门事务的史料，而不应去找非海关衙门事务的材料。

　　清代官场，特别是税关贪污腐Bai的史料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却找不出几个贪污腐Bai的例子。据统计，在赫德近半个世纪的任期期间，挪用海关资金等涉嫌贪污的案件不超过5起。晚清中国税关存在常关、洋关的区别，两者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可谓“一国两制”，而制度绩效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想一想：为什么晚清海关已基本杜绝了腐Bai，当代的海关却有“远华案”之类触目惊心的腐Bai，晚清海关的反贪经验就值得好好研究和总结了。

　　近期有作者推崇晚清西方列强操控下的中国海关，冠之以“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Bai的衙门”，并就此段历史提炼归纳经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积极借鉴英伦管理制度，且重秉公执行，既有内部监督机制，更有中、英及其他西方列强的外部监督，等等。作者所言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只是这些并不足以确保赫德治下的海关与贪腐绝缘，从海关洋员为中国代办参博事务暴露出来的贪污案例，即可窥斑见豹。

　　从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起，赫德治下的大清海关开始为中国代办参加世博会事务。截至1905年，海关共28次承办中国赴海外参展活动，为中国融入世界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功不可没。然而，海关“洋员”代办参博展品，总离不了殖民主义的猎奇心态，每每不惜展示华族陋习，以取悦西方游客，令中国人大丢其脸。参展华商更因为办博的海关洋员上下其手、倾轧盘剥、中饱私囊，成为双重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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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弱势小群体的哀情很难声闻天下。所幸步入20世纪，中国新兴媒体渐起。1904年，刚刚创刊的《东方杂志》高度关注此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之中国利益，及时披露了其间的贪腐问题。为改善义和团运动后的政府形象，清朝对那届世博会予以空前重视，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170万之多。较之往昔清朝用数万两银子委托海关代办参博活动，此次经费相当阔绰。然而，这回中国参展商的费用竟是一律自理，而以往都在公款开销之列。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而参展物品并无多大变化。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经此曝光，全国震动，清廷对于海关代办世博始起戒惧心理。接下来的1905年列日世博会，大清出使比利时钦差大臣杨兆鋆受命为中国参博大臣，加强了对参博海关洋员的监管。很快，杨兆鋆发现了种种问题。海关洋员阿理嗣经手建造中国场馆，耗银6万两，理应很富余了，阿理嗣却说缺乏经费。备受海关洋员欺凌的参博华商联名上书外务部，要求撤换洋员阿理嗣。华商周懋功的上书，历数阿理嗣的四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滥耗公帑，潜台词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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