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一场场看似剑拔弩张的战争，却处处彰显着独特的“君子风范”，这种战争形式被称为“君子之战”。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充满礼仪与规则的战争形式逐渐被打破，那么，究竟是谁打破了君子之战的传统呢？
君子之战：充满礼仪的战争形式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然而，这一时期的战争却与后世人们印象中的残酷战争有所不同，充满了浓厚的礼仪色彩。
在君子之战中，交战双方有着诸多讲究。开战之前，会先给对方下战书，明确告知对方要开战的消息，并约定好交战的时间和地点。到了交战之日，双方会各自排兵布阵，即使一方阵型已成，另一方尚未就绪，也不会趁机发动攻击，而是要等到对方也准备好后，才同时推进开战。在战斗过程中，也有着诸多规则，如不攻击伤者、不擒获老人、不靠人多取胜等。
晋楚邲之战中，晋军战败溃逃，战车陷于泥沼，楚军不仅没有趁机攻击，反而教他们去掉车前横木，让战车能够继续前行。当晋军战车再次跑不动时，楚军又教他们拔掉旗子，这样战车会跑得更快。晋军一边逃一边笑话楚军：“楚国确实厉害了，连逃跑都很有经验。”这一场景生动地展现了君子之战中双方恪守礼仪的风范。
打破君子之战的先声：宋襄公的固执与争议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表现成为了打破君子之战传统的一个先声。公元前638年，宋楚战于泓水，宋军已在泓水北岸列好阵型以逸待劳，楚军则在南岸欲渡河。宋将目夷建议趁楚军渡河时发动攻击，这样能稳操胜券，但宋襄公以“我乃仁义之师，不能趁人之危”为由拒绝。楚人渡过河后，阵型不整，目夷又建议进攻，宋襄公却坚持要等楚军布好阵后再开打。结果，宋军被楚军一阵冲击，溃败而逃，宋襄公大腿上还中了一箭。
宋襄公这种坚守“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等礼战信条的做法，在当时就被一些人视为迂腐。他的固执使得宋军错失了多次获胜的机会，也让人们开始对君子之战的传统产生质疑。从这场战役可以看出，在现实的战争利益面前，传统的战争礼仪开始受到挑战。
战争性质与参战人员变化：打破君子之战的根本原因
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战争的性质和参战人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打破君子之战传统的根本原因。
春秋中期，铁制生产工具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开垦出的私田越来越多，不少原先地位低下的野人和游民成为了具有独立财产的自耕农。自耕农阶级的分化，又使不少人成为了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豪强。各国为了富国强兵，立法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以争取新生自耕农以及地主豪强的支持。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无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都开始积极参与到诸侯国的军队中去，导致各国军队构成人员发生了巨大变化，贵族的军队变成了平民的军队。
平民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后，他们与贵族在战争观念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贵族们受周礼的影响，珍视荣誉，注重战争的礼仪和规则；而平民参战更多是为了获取利益，他们对战争的胜负更为关注，对传统的战争礼仪并不在意。同时，各国不仅要应付越来越频繁的争霸战争，还要与非华夏民族进行武装斗争，原有的贵族式战争已经无法满足庞大的兵员需求和复杂的战争形势。
孙武与《孙子兵法》：彻底葬送君子之战的理论武器
孙武的出现以及他所著的《孙子兵法》，从理论层面彻底葬送了君子之战的战争体系。《孙子兵法》开篇即言：“兵者，诡道也。”强调打仗就是为了取胜，只要能取胜，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阴招损招、明招暗招，只要能取胜，那就是好招。
这种思想与君子之战所遵循的礼仪和规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孙武的军事思想影响下，各国将领开始更加注重战争的策略和谋略，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战争礼仪。他们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如偷袭、诈降、离间等。战国末期，七雄混战，各国从图强称霸转向了一统天下，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和激烈，君子之战的传统彻底被打破。
君子之战作为春秋时期独特的战争形式，曾经在那个时代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它逐渐被打破。宋襄公的固执、战争性质与参战人员的变化以及孙武的军事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这一传统的消逝。君子之战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古代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加残酷和现实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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