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载说，最后一位清朝太监孙耀庭于1996年在北京后海的广化寺归西，因为他总算是有些头脸的侍候过宣统皇帝及皇后的高级别太监，所以他的死被算作一段历史标志性地结束，也就是说从此世上再无太监。
太监们是没有故乡的人，在他们还是十岁左右的男孩(有些可能更小)时懵懂间被净身，被带往他们曾经构筑梦幻的京城。故乡的大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从此便成天涯。
清朝的太监们，他们跟随命运颠沛流离，在哪里生养并终老，哪里便是其故乡。哪怕是某个已经沧海桑田的地点，或者某个苟延残喘行将倾颓的古庙，它们都有可能是清朝太监们的终老地。
帝制时期“退休”太监的三个去处
飞黄腾达的太监是极少数的，大多数走入深宫后便是一生的苦役劳作，可能一生从未见过皇帝的面。他们年老体衰离开皇宫后，大致流转至三个方向终老。
第一类是被至亲接纳，回到故乡养老的极少数太监。这些人是极个别的幸运者，因为太监入宫基本上为亲人不耻，已被排斥为非男非女的异类，如果不是贪图太监出来有可能带着的那点银子或者基于太监在宫内劳作期间给家乡亲人回馈的供养，那么即使是至亲也很难接纳他们。
第二类是极少数的高级太监管家，这些人比较伶俐能干，又能攀附上宫内关系，属于混得好的，一生工作攒下了些资产，在京城买房置地，甚至娶老婆收过继儿子。有闲不住的继续受聘给有钱人家做管家，颐养天年时也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最好的例子就是李莲英，他应该算是太监首富。有传言说，他的四个过继儿子各得白银四十万两，另有一大口袋珠宝。其他侄儿各分得白银二十万两，他的两个过继女儿各分得白银十七万两。此外，李莲英在宫中还存有三百多万两白银和两箱珠宝，但他早已知道这些财宝不可能属于他了，因此非常“明智”地告诉后人，不要再想这件事。当然，这些财富只是他所聚敛财富的一部分，而且还不包括几处很值钱的房产。
第三类属于中下层，就是投奔并依附散落于京城各地的庵庙寺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能动了就是烧香拜佛等待生命终结。众所周知，太监不可能有直系子嗣，都是“绝户”，不但被世俗社会也被自己的亲属所蔑视及抛弃。甚至不仅如此，“挖绝户坟”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北京海淀中关村地区的变迁就是“绝户”铲除的典型例子。
中关村：太监的归土之地
今天的中关村号称“中国的硅谷”，是科技现代化的前沿，云集北大、清华等十余所中国顶级综合大学，也是中国电子科技的发祥地，中关村西区、海淀创业孵化基地更是互联网创新经济的一片热土。但这一片生机勃勃的科技热土，倒回六十年却是一片荒凉的坟场，而且是以太监墓闻名的坟场。
由于太监们都是远离故乡的“绝户”，这些坟墓也就无人打理修葺。中关村坐落在永定河故道之上，有时断时续的旱河，因为低洼曾是一片自然沼泽，没有多少人烟。出于河流故道的缘故，这里曾叫“中湾儿”(也可能是“转弯儿”的谐音)，大约是河道在此转向北，转向京城北郊的清河方向。
这里是荒郊野地，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一定不值钱，不知何时起被太监们看中，就不断有太监购买，称为“义地”，修建各类小小庙庵。太监们身体灵便尚能活动的时候就来上香祈福，诚心供养，年老体衰就扎堆生活彼此照应，死了就埋葬在附近。
由于太监也被称为“中官”，所以从“中弯儿”到“中官屯”或“中官村”如此延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选中这一地址开发建设科学城，当然就是大面积地平坟拆庙，“挖绝户坟”。反正“绝户”坟也是可以随意处置的，而“中官”一词，科学家们认为刺耳，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的提议下改名为“中关村”。
“中关村”——原太监的绝户坟
寺院庙庵：年老无依太监的归宿
从中关村这个例子可知，太监们年老之后只有相互依靠彼此取暖，那么何人何地能够收容那些并没有聚下足够资财且年老无依的出宫太监呢?
当年没有养老机构，也没有收容院，有的只是寺院。在明、清及民国，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寺院庙庵有几千个，凡是修佛、道或其他民间鬼神的太监均可以投靠适当的场所。佛、道宣扬的众生平等且修好来世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太监们开脱自己悲惨命运的本愿。他们幼年时身体即遭到阉割，生活在非正常的环境里，被世人甚至自己所不耻，会产生异于常人的心理，因此急需心灵上有所寄托。
在精神信仰上，他们大多相信因果报应。譬如他们理解道教的某些教义，像白云观有“燕(阉)九节”(在正月十九日)的传说，是说修行高深的道士“全真道人邱元清，以是日就阉”。这种狂热宗教主义似乎认为阉割就如同削发出家修行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契合了太监们开脱自己今生由来的心态，以此获得心理平衡。
清朝人龚景翰在《游大慧寺记》中写道：
余客居京师无事，间从友人薄游京城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出。阉人既卜葬开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而其内又必请于中朝之贵人，自公辅以上有名当世者为文，而刻石以记之。
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寺院是与太监们的供养有关的。它们一方面收纳信众供养以助香火，另一方面也是太监们为年老退休之后寻到一方归隐养老之所便长期积累资粮的地方。乾隆年间，太监组织的养老组织“养老义会”出现，这是一种旨在以太监共同筹资的方式运作寺院的养老机制。太监尚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每月给特定的寺院提供一定的供奉，待年老体衰时即可由该寺院接纳为其养老送终。
乾隆二十六年(1761)竖立在万寿兴隆寺的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碑的碑文详细地介绍了养老义会的缘起及功用：
空门设教，以清净寂灭为宗，慈悲方便为本。虽无裨于世事，可以饮甘露而得清凉。故薄世味、思高举者，乐就之劫。因行僧宽素与内监官宦接交，每见老景衰病之秋，其困苦颠连而无所告。今有同志乐善者，愿与行僧结一善缘，就依本寺，建立养老义会。每人各出三十金，交纳常住，以作功德事。用其养老送死之规，自有条约，然入此会须要僧俗一体，彼此相谅，后来者继续乐善不患无人，而此举者自不朽矣。
清末太监信修明在遗著《老太监的回忆》中云：“余创立恩济慈保古会于此(即万寿兴隆寺)，救济失业太监。”信修明所言与上述碑文所记大意相当，但信修明所做的事业是在离皇城更远的一些偏僻庙宇，较之万寿兴隆寺，他免费接纳更为下层的太监，更为民间化，更有普度众生(众太监)的善念。
那些以接收太监闻名的寺院
据我了解，清末民初，北京有几个寺院是以接收退休太监闻名的，其中首推万寿兴隆寺。这座寺院今天依旧保存良好，为一家单位使用，坐落于皇城之侧的北长街39号。这座寺院比较早地建立过养老义会，收留的基本是一些相对有些收入的中上层太监，算是比较高级的太监养老寺院。
另一类寺院是比较有地位有财力的太监出资购地兴建的，包括购买寺院附近的土地，以出租土地房屋的收益维持寺院生计，代表人物如李莲英、刘诚印、崔玉贵等大太监。
还有某些有文化修养且懂管理的太监如信修明，他们资助的代表性寺院如白云观、立马关帝庙、褒忠护国祠等。这一类寺院基本是免费接收孤苦无依的离宫太监。其中最慷慨大方的善人是刘诚印，他参与资助或者主办的寺庙有三十余座。因为他是道教徒，又是地位仅次于李莲英的大太监总管，所以对于清末太监大批皈依道教起了很大作用。
信修明是清朝末期(1902)入宫、民国建立后出宫的太监，大约在宫内待了十年。他是个秀才，比较有文化，留给后世《老太监的回忆》一书，提及他成立了恩济慈保古会，专门免费收养太监的事情。直至新中国成立时，他仍旧担任位于今天八宝山的褒忠护国祠住持。当然，这个褒忠护国祠随即由政府征收，并在此地建立了今天的八宝山公墓。
上面提及白云观、立马关帝庙、褒忠护国祠三座庙宇，其中白云观今天是重点保护文物及道教文化的景点，也是香火旺盛的道观。2001年6月，白云观作为清代古建筑，且是著名的全真派一脉相承的道教道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而褒忠护国祠，一座收养太监的祠庙，不可能在八宝山公墓的故址上复原，已永久性消失。唯独立马关帝庙，既没被保护也没消失，处于一种破败不堪的很不体面的境况。
立马关帝庙位于昆玉河西畔海淀区蓝靛厂大街东端，与蓝靛厂北路相交。虽然这座立马关帝庙破败不堪摇摇欲坠，但其骨架还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虽历百年风云，院落的面貌却是比较完整的，并没有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也就是说，一茬一茬的人从这里进进出出，岁月虽然磨损了那些砖瓦门梁，却依稀留下了它当年的模样。对于一个大拆大建的巨大都市而言，只是民间百姓的“关帝信仰”建造的一间道家庙宇能够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在没有受到政府道教界人士特别青睐与呵护的情况下，还能隐藏于闹市，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
最后一批太监的归宿
立马关帝庙作为京西规模最大的太监养老庙，接纳了众多没钱的老太监，因为这里不像万寿兴隆寺那样有“养老义会”制度，而更像是慈善机构。那位接替刘诚印的慈禧后期的太监二总管孙玉贵(这位太监最出名的事是庚子之乱中将珍妃推下水井，是个杀手)，也在慈禧去世后随同李莲英出宫，就落户在立马关帝庙。他用自己积攒的银两为寺庙购买了周边六百八十亩稻田，与他的徒弟及众多还有劳力的太监以种稻为生，直至1926年去世。
寿至九十四岁高龄、以口述自传拍过电影《中国最后一位太监》的著名末代太监孙耀庭，也是寄居立马关帝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时，太监们因为有稻田庙产被划入地主阶级，他们被集体轰至长河东岸的长春桥村，也就是说他们从长春桥跨河，从西侧的关帝庙搬至东侧的长春桥村。
长春桥村的大致位置在今天的海淀区政府大楼、北京大学万柳宿舍一带，离历史上乾隆敕建的泉宗庙很近。这便是我在本文开篇提到的花猫与喜鹊追逐的地方。我曾看到资料提及居住在这一带的人回忆，20世纪50年代长春桥村一带有高低土坡，偶尔会看到面色苍白、老迈体弱的太监在那里散步。
在长春桥村居住的太监有张自光、赵荣升、边法长、侯长贵、张修德、池焕卿、孙耀庭、老郭三和蔡当家的。这些大约还算是有头脸的太监。再后来，他们被集中到万寿兴隆寺及后海广化寺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痛苦的世间生活也就结束了。
写到此处，我自己都很讶异这座立马关帝庙竟然与清朝后期的著名太监都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归宿的归宿
我一直认为太监制度是人类史上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纯真的儿童过早地被成人社会在生理上给予如此残忍的戕害，这是多么野蛮。从明末崇祯时期的九万名太监到清朝初期的九千名太监，数目依旧很大。直至宣统年间，据载，皇宫发生过一次火灾，溥仪疑心是太监故意放火要烧死他，故而轰走了宫内绝大部分太监，那次出宫的也有一千人左右，这是清朝末期的数目。
极少数原在宫内就是有头有脸的太监头子，他们各种积攒克扣，攒下了不菲资财，而流离出宫的大多数太监连社会的最底层都不如，不仅是贫困无有所依，还因为阉人的身体，困扰他们一生的心灵的扭曲，他们甚至连自己都认为自己今生卑贱无以做人。
我看过一段文字讲述某位学者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的茶楼远远地看到太监在为一些猎奇的人讲述宫廷旧事，本想招呼过来，他的朋友便说，这些人又脏又臭面目丑陋，就靠卖点编排的故事讨口饭吃。事实上，很多出宫的太监在民国时期就已沦为不堪的乞丐，苟且残生。
立马关帝庙里的太监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至少还不至于流浪街头，而是在京城的郊区过上一段农人生活。新中国也没有为难这些可怜的人，在他们最后的老病人生阶段还是以寺庙的方式收容了他们，给他们养老送终，我想这多少还是各种人的善良之心在散发热度吧。
太监们离开立马关帝庙后，这里一度被征用作学校，这个学校后来并到今天的北京市第十九中学。再后来，这里变成盲人五金工厂职工宿舍，直至今日。现在它已呈现废墟状，虽然被列为文保单位已跨入第十五个年头，但因拆迁安置补偿等复杂问题一直没有处理清楚，这座迄今我见过的京城最大规模的关帝庙，仍在以残破之躯不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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