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去表面荒唐无稽的浮沫，从各种戏剧作品讲述的“狸猫换太子”传说背后，洞察到的将是一个时代历史的大真实。北宋与南宋，在非常时期，又有过几次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临朝，真宗刘太后临朝时期，在士大夫规制下的种种言行，都成为了祖宗法，成为效法和遵守的规范。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刘太后临朝十二年，初期的士大夫政治经历了正常时期，也经历了非正常时期。其间还伴随着党争的风起云涌，惊涛骇浪。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全经历，短短几十年的初期士大夫政治便把此后几百年的政治梗概全面演习了一遍。于是，宋代的真宗时代与后真宗时代，便成为此后历史的故事与先例。而那一时代仅仅一两代士大夫的短期作为，却引导了此后的长时段的历史走向。这一切，都是“狸猫换太子”传说背后所潜藏的真实。对此,本文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一些不为人知的重大隐密亦得以揭示。

　　引言：“狸猫换太子”传说由来

　　与宋真宗与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1.“狸猫换太子”传说

　　“狸猫换太子”的传说尽管在元杂剧中已略见雏形，但最终形成则很晚。孙楷第先生的《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考证说：“宋真宗后刘氏谋害太子事发起于元曲(指元杂剧《抱妆盒》) ，更张于《桑林镇》(见于明人《包公案》)，集成于《万花楼》(指清人所作《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但自《桑林镇》以下，都是粗疏脱略的民间传说。到了《忠烈侠义传》才为之补充缮完，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换太子’话本。”由于富有戏剧性，后来便被演绎成为京剧、越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遂为众所周知。近年，又有了长达30集的电视连续剧的《大宋奇案狸猫换太子传奇》，便更为家喻户晓。

　　尽管耳熟能详。在这里我还是想先简单叙述一下原始的传说。传说在宋真宗的皇后去世后，刘妃和李妃都怀上身孕，为了争夺皇后之位，刘妃串通太监和产婆，在李妃分娩昏迷之际，用一只剥掉皮毛的狸猫换走刚出生的太子。真宗看到血淋淋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妖孽，怒将李妃打入冷宫。因此刘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后来刘妃之子夭折，被换掉的李妃之子又被刘妃找到，养为己子。刘妃又谗害李妃，李妃逃往民间。真宗死去，李妃之子即位。包公包拯遇到流落民间的李妃，得知真相，将李妃带回京城，设法让仁宗皇帝与生母李妃相认。真相大白后，已成为太后的刘氏惊厥而死，悲剧以皆大欢喜收场，包公也被任命为宰相。

　　不仅古史有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层累地造成”过程，许多距离并不太远的事件，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历史上，刘皇后、李宸妃真实存在，并且仁宗确曾被刘皇后养为己子。从这样些许的历史事实而生发出来的“狸猫换太子”事件，从原始传说到电视剧本，人物形象愈发鲜明，故事情节愈发曲折，事件构架愈加张大。层累地造成的虚构，早已将那一丁点的真实淹没。不过，从小说到戏曲，再到电视剧，如同相信其他诸多的历史戏说一样，人们也相信“狸猫换太子”事件的真实性。

　　世上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足以迷惑人。少许的错误对接，短时期的时间错位，很少有人去认真追究。比如“狸猫换太子”事件的主人公包拯，在仁宗出生之时才是十一岁的儿童。包拯尽管在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但为了赡养年迈的父母，十年没有出来做官。在父母去世后，包拯才开始政治活动，出任知县。此时已是景祐四年(1037)，“狸猫换太子”的主角李宸妃、刘太后早在四、五年前已经相继死去。但由于包拯的确主要活跃于仁宗时期，又曾做过谏官、御史，清要职名也带过龙图阁直学士，担任过相当于北京市长的权知开封府，最终尽管没有做到宰相，但也在去世前一年做到了主管全国军政的副长官枢密副使。包拯的这些经历与“狸猫换太子”传说在时期和史实上并没有太大的错位。这种似是而非，便让一般人相信“狸猫换太子”确有其事。

　　“狸猫换太子”事件，从原始传说到电视剧本，出场人物多是实有其人，仁宗被刘皇后养为己子又实有其事，因此可以说，整个故事是在真实基础上的虚构。担任知谏院的包拯在皇祐二年(1050)曾参与处理过诈称皇子事件。有人考证，说“狸猫换太子”事件是说书艺人对此事的焊接。其实，依照说书艺人的文化水准，不见得会知道这一不大引人注目的事件。根据前面孙楷第先生所述，“狸猫换太子”传说，于元杂剧初见形迹，在明代又有更张，至清代方完全形成。从这一过程看，明代实为重要的一环。从《水浒传》到“三言二拍”，明人写小说多托宋人而言时事，“狸猫换太子”情节想像的产生，大概不能说与明宪宗时万贵妃谋害太子之事完全无关。还有学者认为，“狸猫换太子”传说的形成，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借用了《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中太子转生成银蹄金角牛犊以及《大阿育王经》中的猪崽换太子的故事。

　　尽管如此，透过“狸猫换太子”传说，实在可以洞察宋代政治不大为人所道的真相，而这才是“狸猫换太子”传说所体现出的另一层深刻意义。

　　2.传说背后的真实：宋真宗与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狸猫换太子”的原始传说，诉说的基本上是一个反映个人恩怨的悲剧，刘皇后虽然凶狠恶毒，但与政治关涉不多。而到了根据一定史实大加铺衍的最新版本的电视剧那里，便在历史的政治时空中展开了这一传说。我们的考察将兼顾原始传说与最新版本，严格依据史实，无一事无来处。我想，这样的考察将有助于人们认识“狸猫换太子”传说所投射的时代。

　　宋太祖凭借实力夺得政权，宋太宗则是在“烛影斧声”的疑惑之中登上的皇位，宋真宗才是宋朝第一个正常继统的皇帝。真宗是太宗的第三子，在嫡长为继的传统下，本来轮不到真宗来承继大统，可阴错阳差居然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从成为继承人的时代开始，长期严酷的客观现实与巨大的心理压力，终于铸成了真宗庸懦的性格。

　　真宗的庸懦却给士大夫们重塑皇权带来了契机，给中国历史后来的政治走向带来了契机。在“烛影斧声”之下不清不楚登上皇位的太宗，最初想收复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以不世之功树立威望，冲淡人们对他即位的疑惑。连连败北后，将精力转向内政建设。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充斥的，多是后周入宋和降服后诸国的官员，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批官员也在逐渐老去。维持王朝运营的官员急待补充。有鉴于此，太宗毅然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由原来一榜取士十几、几十人骤然扩大到几百人、上千人。十几年下来，宋王朝的统治机器，从中央到地方，终于由自己培养的士大夫全面接手。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大批读书人通过科举及第走上仕途。其中的出类拔萃之辈迅速脱颖而出，十几年不到，便登上了政界的制高点，或是成为代掌王言的翰林学士之类，或是成为宰相、执政。贯穿了整个真宗朝的几个主要宰相，都是在太宗朝进士及第的士大夫，如李沆、王旦、寇准都是太平兴国五年(980)的进士，而王钦若、丁谓则是淳化三年(992)的进士。太宗朝的进士到了真宗朝，蔚成气候，开始了全方位的掌控，士大夫阶层全面崛起，士大夫政治从此形成。

　　在士大夫政治形成初期，以这几个宰相为主的士大夫精英的活动，无论忠奸美丑，都给士大夫政治打下了鲜明的印记，为后来明确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最近的审视与解剖的活体。降至仁宗朝，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轫的政治文化重建，最主要的参照系就是刚刚过去的真宗朝。从仁宗朝开始的政治文化建设与理学创生，其主要资源就是来自真宗朝的政治实践。因此说，研究宋代以及宋代以后的历史，真宗朝实在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起点。真宗朝君臣的共同行为所形成的祖宗法，又对后世的君主形成规范。从真宗朝开始，士大夫政治走上君主合作下的宰辅专政轨道，而皇权的实际政治空间则日渐狭小，逐渐走向权威化、象征化。

　　传说背后的真实：皇帝参与的政变

　　1.刘皇后的出场。

　　“狸猫换太子”事件的主角刘皇后，其活动不仅贯穿整个真宗朝，与真宗渊源深厚，还在真宗后期和仁宗前期对宋代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实在是不亚于其他宋代皇帝的一个重要存在。

　　刘氏身世不明，《宋史·后妃传》的记载属于显赫后的伪造，不足为信。从少年时代起，四川出身的刘氏便走上街头，成为拨鼓卖艺的艺人，后来嫁给银匠龚美。由龚美携至京城，转让给还是皇子的真宗。堂堂皇子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卖艺女子交往，很快为奶妈告发，刘氏被太宗下令赶走。

　　至道三年(997)，真宗即位，终于如愿以偿，将刘氏迎入宫中。此时的刘氏已经接近三十岁。时光飞快，又过了十多年，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在前几年成为修仪的刘氏升为仅位于贵妃、淑妃之后的一品德妃。是年十二月接近月末的一天，真宗在皇后去世的第七年终于立刘氏为皇后。刘氏成为皇宫中的女性之首、母仪天下的皇后，若从她结识真宗时算起，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即使从进宫算起，亦已走过了十五年。这一年，刘氏已经四十三岁。刘氏以这个年龄成为皇后，比三十二岁成为皇后的武则天还要让人吃惊。

　　宋章献明肃皇后刘氏

　　刘氏最终能够在反对呼声强烈的情况下成为皇后，当然主要还是取决于真宗的态度坚决。不过，这并不代表皇权的力量。在士大夫看来，皇帝的皇后是谁，无关乎政局变化，所以没有彻底干预皇帝的个人私事。此外，这也与首相王旦在最后一刻妥协有关。王旦长年为相，史载“事无大小，非旦不决”，拥有很大的权威。甚至真宗要举行封禅大典都要事先贿赂王旦，以取得同意。不过，王旦处理君臣关系的方式非常温和，跟李沆和寇准都不同，从不勉强真宗。而刘氏当时也很在意王旦的态度。王旦因病没有上朝，刘氏便劝真宗推迟讨论立后之事，后来王旦上疏表示同意，此事方得以决定。

　　这里，还需要提及一下“狸猫换太子”传说的另一个主角李妃。李妃初入宫就被指派给刘氏做侍儿，从此便与刘氏开始了不解的关系。这个比刘氏小十八岁的宫女，在真宗到刘氏那里去时，被指定为司寝，因而有孕。大中祥符三年(1010)，生下一子，后为仁宗。在丧失唯一的九岁儿子之后，真宗复得此子，欣喜逾常。李氏因此被封为县君，但还没有进入嫔妃之列。后来又生下一女，虽然夭折，但此后李氏却得以进入嫔妃的最低一级五品才人。到了真宗快去世时方升为二品婉仪。

　　由于李氏是当时尚为修仪的刘氏房里的侍儿，因而所生之子为无子的刘氏养为己子，并无不自然之处，而犹如刘氏奴隶一般的李氏也不敢作声。由于地位的悬殊，李氏根本没有可能同刘氏争夺皇后之位，连想都不敢去想。刘氏无须抢夺，更无须以什么狸猫来偷换。刘氏房里有了真宗的唯一子嗣，自然也是刘氏两年后成为皇后的一个很重的砝码。

　　宋章懿皇后李氏

　　在“狸猫换太子”传说中有一个情节，说真宗看到李妃产下剥了皮的狸猫，大为惊恐震怒，指为妖孽。这很具有逻辑真实。真宗笃信天命鬼神。《宋史·真宗纪》说真宗出生时左脚趾有文成“天”字。其实这不过是新生儿的皮肤皱褶，但真宗相信这是天命的暗示。他长在宫中，幼年时跳上太祖的龙椅玩耍，太祖问他：“天子好作否?”他回答说：“由天命耳。”后来真宗伪造天书，大搞封禅，固然有平衡心理的外交意义，因为澶渊之盟后宋辽天子互相承认，在出现天有二日的状况下，要以此来昭示宋朝奉天承命。还有真宗缓解自身精神焦虑的因素，以天书的“付于恒”来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与李妃有关，《宋史·后妃传》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李妃)既有娠，从帝临砌台，玉钗坠，妃恶之。帝心卜：钗完，当为男子。左右取以进，钗果不毁，帝甚喜，已而生仁宗。”见钗不坏而喜，见狸猫而恶，都反映的是同样的真实，真宗笃信天命鬼神的真实。

　　2.走向前台的刘皇后。

　　在大中祥符末(1016)，真宗中风病倒。此后几年，身体有所康复。不过，天禧四年(1020)春，病情再次加重，这便将刘皇后推到了处理政务的前台。史籍记载：“时上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不过，刘皇后并不是突然走向前台的，这之中有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宋史·后妃传》记载说：“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引故实以对。”从这段记载可知，刘皇后与唐朝的武则天一样，不仅通晓文辞，还有见识，成为皇后之后，在内廷充当了真宗的秘书与助手的角色。从这一角色转身，直接处理政务，对刘皇后来说，不过是从幕后走向前台，驾轻就熟。不待真宗去世，刘皇后走向前台，就意味着后真宗时代已经开始。

　　3.真宗末年的政局。

　　天禧三年(1019)，曾担任过宰相、枢密使的判永兴军寇准，急于重返政治中枢，以牺牲道德原则为代价，奏上了他素所不信的天书。之后成功地取代政敌王钦若，再度执掌相印。

　　在寇准拜相的同一天，真宗朝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丁谓也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副宰相参知政事。似乎是上天有意给寇准树立了一个对立面。

　　在共事之初，丁谓倒是对寇准恭敬有加，但这样做有时反而更增加了寇准的鄙视。史载:

　　谓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

　　这就是汉语中“溜须”一词的来源。寇准如此羞辱丁谓，在丁谓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

　　丁谓报复寇准的机会是伴随着一场宫廷政变来临的。在真宗不能处理日常政务的情况下，“政事多中宫所决”，即多由真宗刘皇后代为处理。这就使颇喜欢干预政事的刘皇后权力骤然增大，并且也给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与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

　　寇准不是看不出刘皇后权力增大的政治形势，但寇准似乎有些瞧不起这个出身寒微的女人。当年，真宗准备立刘氏为皇后时，寇准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这件事肯定已使成为皇后的刘氏怀恨在心。偏偏就在刘氏权势日增之时，寇准又做了件蠢事。“刘氏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这时寇准则坚持要求法办。结果，深深地得罪了刘氏，彻底把刘氏推到了寇准敌对势力的一方。

　　当时朝廷的政治形势，尽管刘氏权势增大，但毕竟处于宫内，在发号施令上，则不如宰相有力。因为从业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上，宰相主政，皇帝则基本上是实施名义上的裁决权来支持宰相主政。在皇帝与宰相之间，很少有尖锐对立。因此，当时中书内寇准与向敏中两个宰相，在权力上足以敌过刘氏，至少可相抗衡。

　　寇准画像

　　不过，暂时的平衡很快被打破了。寇准重要的同盟向敏中于天禧四年三月薨于相位。失去了与皇权的平衡，这就给了反寇派以可乘之机。而朝廷中一些见风使舵之人，也纷纷投靠向丁谓阵营。史载：“翰林学士钱惟演，见谓权盛，附离之，与讲姻好。而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虞候刘美。时上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谓等交通诡秘，其党日固。”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

　　4.太子监国之争。

　　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寇准感到已不能再指望病入膏肓的真宗了，决计寻找新的支持力量。刘皇后他无法也不屑于争取，于是就把眼睛盯在了年仅十岁的皇太子身上，希望利用皇太子的名义来压倒毕竟不是真正皇权代表者的刘皇后，建立起新的皇权与相权的联盟。

　　为了能利用皇太子，寇准考虑了两个方案：一是让皇太子监国，二是让真宗退位做太上皇，皇太子即位。

　　然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宰辅专政。宰辅是指宰相和辅弼大臣的参知政事、枢密使等人构成的执政集团。就是说，在正常状态下的政治运作，是执政集团的集体领导，并不是宰相独裁。寇准要想实现他的方案，首先要在执政集团内获得通过。

　　因为让真宗退位的事情过大，所以寇准先是把让皇太子监国的方案提出，在执政集团中商议。在太子监国的问题上，寇准、李迪与丁谓的意见是对立的。争论的结果，达成了一种妥协，即皇太子依旧在太子学习的地方听取日常事务性的汇报，而重要事情还是要听取真宗的意见。

　　5.政变：从密谋到未遂。

　　丁谓的阻挠，使寇准让皇太子监国的方案未能全面实现。所以寇准便棋走险招，开始尝试启动第二方案，即让皇太子即位，真宗退位做太上皇。历史上在位的皇帝成为太上皇的原因很复杂，固然有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也有大臣做主的操作。比如南宋高宗、孝宗成为太上皇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而光宗成为太上皇则是出于大臣们的压力。不过，无论如何，在程序上，在名义上，都必须要征得在位皇帝本人的应诺。于是，乘真宗有时还清醒，寇准找机会与真宗单独谈话。史载:“准尝请间曰：‘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寇准在同真宗说了上述的一番话之后，接着又说:“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对寇准的话，真宗表了态，即“上然之”。

　　有了真宗的这一态度，寇准大受鼓舞，打算大干一场。据记载，寇准的计划是，“废章献(刘皇后)，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这无疑是一次政变计划。如果事情成功，不仅会打败敌手，平弥朝廷政争，而且寇准也会因此而成为拥立两朝君主的元勋。这对他权力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事情进行得十分隐密，最终政变还是功亏一匮。寇准在饮酒忘情之际，不慎失言，泄漏了机密，被丁谓的党羽听到，立即跑去报告丁谓。丁谓得到情报后，慌慌忙忙半夜乘牛车赶到其党羽枢密使曹利用家商量对策。第二天，“利用入，尽以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诏，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命令，体现的是皇权。矫诏，则是伪造皇帝的命令，是对皇权的借用。成功的矫诏便也成为了真正皇权的实施。对上述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曹利用入宫，找的不是真宗而是刘皇后。是刘皇后矫诏罢免了寇准的宰相。

　　当计划被泄漏之后，《长编》记载“谓等益惧，力谮准，请罢准政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谓等”，即不是丁谓一个人。对寇准的计划感到恐惧的，都是这一计划威胁到其自身利益的人。除了丁谓和曹利用之外，还应当包括有刘皇后。于是这些人联合起来，在真宗面前对寇准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无非还是拿真宗作文章。私下劝真宗退位无妨，但一经别人披露出来，就是阴谋废上的不赦之罪。所以，当初杨亿要“夜屏左右为之辞”，极为隐密地操作。而计划一旦曝光，寇准必然会被罢相，真宗也保不了他。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还在计划之中，就这样连点响动都没发出，便流产了。

　　6.皇帝参与政变的秘密。

　　寇准的政变目标主要针对的是丁谓集团，但为何要废掉刘皇后呢?刘皇后是丁谓集团依靠的大树不错，但她毕竟是皇后，是真宗喜爱的妻子呀?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人的感情世界其实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患病后的真宗，对刘皇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真宗并不满意刘氏过份干预朝政，《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载：“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太后渐预朝政，上意不能平。”没有真宗的这种态度，尽管寇准等人对刘皇后再不满，也不敢斗胆废后。因此，上述寇准与真宗谈话，“上然之”这样的表态，实在有无限玄机，其中可能就有对刘皇后处理的计划在。因此，我推测，实际上这次未遂政变的计划是真宗与寇准共同策划的。

　　宋真宗画像

　　从打击刘氏的目的出发，真宗想采取一些行动。而能帮助他实现这一目的者，只能是与刘氏对立的寇准和李迪等人。《龙川略志》别志卷上载:“真宗晚年得风疾，自疑不起。尝卧枕宦者周怀正股，与之谋，欲令太子监国。怀正，东宫官也。出与寇准谋之，遂议立太子、废刘氏、黜丁谓等，使杨亿草具诏书。”躺在宦官周怀政大腿上，真宗下达了密令。

　　所以说，宦官周怀政告诉寇准真宗与他商量的事，决不是他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而是受真宗之托，传达给寇准的，等于是给寇准下达的密诏。

　　在这个计划中，“废章献，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是真宗要达到的目的，而“诛丁谓、曹利用等”则是寇准要达到的目的。这个计划体现了君臣二人的互相利用的一面。即真宗要借寇准之手来达到目的，寇准则是要借助真宗尚能行使的皇权来打击政敌。

　　当计划失败后，真宗无法面对攻击寇准的人说出这是他的计划。这就委屈了寇准，使寇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牺牲品和替罪羊。攻击的结果使寇准的宰相被罢免。

　　寇准罢相，只是以太子太傅归班，并且还封了莱国公，留在了朝廷，偶尔有重大活动还少不了出面。

　　7.宦官谋划的武力政变。

　　寇准留在朝廷，不仅是对丁谓集团的威胁，也给寇准集团的人留下了一线希望。本来事情至此，还可能有回转的余地。因为这段时间真宗的神志还算清醒，并且在内心是支持寇党的。然而，寇党操之过急了。就在寇准与真宗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他们打算进行一次反扑，一举打垮丁谓集团。史载:

　　事泄，准罢相。丁谓等因疏斥(周)怀政，使不得亲近。然以上及太子故，未即显加黜责。怀政忧惧不自安，阴谋杀谓等，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与其弟礼宾副使怀信潜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閤门祗候杨怀玉议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窃发。前是一夕，崇勋、怀吉夕诣谓第告变。谓中夜微服乘妇人车，过曹利用计之。及明，利用入奏于崇政殿。怀政时在殿东庑，即令卫士执之。

　　这是一次真正的有计划的未遂的武力政变。政变的主谋竟是以宋朝防范甚严的宦官为主，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说明连宦官也卷入到了朝廷的党争之中。在这次未遂政变中出面的宦官，既有寇党，又有丁党。最终是由于丁党势大，也是由于丁党的出色的情报系统，使寇准集团的最后一次挣扎归于失败。这次未遂政变，真宗及寇准都未必知情，但却给丁谓集团彻底清除寇党找到了借口，并且使真宗即使是有心袒护也无能为力了，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使寇准等人不致被迫害得太过分而已。

　　从前引史料中“使不得亲近”这句话中，已反映出当寇准的第一次未遂政变之后，在丁谓集团的严密监视下，包括真宗的亲信在内，一般人已不能随便接触真宗。这反过来也表明，真宗已处于半软禁的行动不自由状态之中了。这次未遂政变促使皇权加速了向刘皇后转移，并且与朝廷中大权在握的丁谓走向合流，形成了丁谓左右一切的局面。

　　寇准被视为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在事发的第二天杀死周怀政之后，又过了两天，首先整肃了寇准。以与周怀政勾结的罪名，把寇准降知相州。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对寇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洗。

　　乾兴元年(1022)二月，一切都被人架空了的真宗驾崩，从此他不再有作为皇帝的一切烦恼了，然而真宗时代还尚未结束，朝廷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皇权以“权处分军国事”的形式真正转移到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手中。十年后仁宗亲政，才给真宗时代打上了终止符。

　　传说背后的真实：后真宗时代的权力博弈

　　1.与皇太后联手，丁谓专权

　　就在真宗驾崩的当月，寇准被丁谓再贬为当时的烟瘴之地雷州司户参军。而李迪则被贬为衡州团练副使。丁谓又剥夺了在外地领兵的曹玮的兵权。

　　在当时的执政集团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值得注意，即前面曾出场的王曾。王曾在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就已经成为参知政事，后来被时任枢密使的王钦若陷害而罢政。王曾在丁谓专权的时期，审时度势，相当注意策略，尽可能不同丁谓发生正面冲突。如前面提到的李迪与丁谓争吵之时，他看出李迪败局已定，就站在了丁谓一边。而在贬黜寇准时，他提出的不同意见被丁谓顶回后，也就没有再坚持。

　　然而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在不致同丁谓发生冲突的前提下，王曾还是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的。如真宗驾崩之际，遵遗诏“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但丁谓为了讨好刘太后，想去掉“权”字。权是权宜临时之意，意即在仁宗年幼尚未亲征之时暂时由刘太后代理。如果去掉了“权”字，就意味着刘太后的权力被无限扩大。这件事如果成为现实，不仅仁宗的亲政会遥遥无期，而且刘太后也有可能成为宋代的武则天。所以在这样的原则大事面前，作为士大夫的王曾对丁谓说:“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已国家否运，称权犹足示后，况言犹在耳，何可改也?”丁谓认真考虑了王曾的这种并不算是冒犯他个人的意见，未再坚持去掉“权”字。

　　王曾当时的表现，正如《长编》卷九十八所言：“时中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赖以为重。”

　　这件事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即皇帝拟定的遗诏，在公布之前往往经过了大臣们的改动。这种改动无疑是从一定的利益原则出发的。

　　2.与皇权分离，丁谓政治结束

　　真宗驾崩后，“得志便猖狂”的丁谓，在朝廷政敌一扫，兼权军国事的刘太后又深居内宫，朝廷的一切他几乎是说一不二。这就更助长了他的专横跋扈，有时甚至就连刘太后也不大放在眼里。比如，本来平时是仁宗和刘太后一起接受群臣例行朝拜，但因为仁宗年幼，早晨起不来，刘太后就同中书的大臣商量，想独自一个人接受群臣朝拜。刘太后提出这一要求时，恰好丁谓告假不在，冯拯等大臣不敢做主，就把事情拖到丁谓来时才商量。丁谓断然拒绝了刘太后的要求，并且责怪冯拯等人没有立即向他报告。

　　丁谓画像

　　在刘太后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大臣以及官僚们看来，皇帝受朝，这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即使是小孩子的仁宗同在，刘太后单独是没有资格受朝的。一旦受朝，就改变了性质。刘太后可以在实际上执掌皇权，但在名分上却不能代替皇帝。正因为如此，冯拯等大臣对刘太后的要求明知不妥，不敢答应，推到了喜欢专权的首相丁谓那里。

　　丁谓没有答应刘太后。在这件事上，丁谓并没有错，但却“由是稍失太后之意”。即与刘太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这也意味着同皇权开始分离。后来，丁谓“又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等于是在经济上对宫廷开支加以限制。这让刘太后非常不满。对这件事，《长编》卷九十八记载说“太后滋不悦”。不管行为正确与否，一旦与皇权发生分离，执政的政治家在派系斗争激烈的环境下，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在丁谓的地位发生动摇之时，“朝廷赖以为重”的王曾开始了他的夺权行动。《东轩笔录》卷三载:

　　真宗初上仙，丁晋公、王沂公同在中书。沂公独入札子，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内降文字，中外并不得施行。又乞今后凡两府行下文字，中书须宰臣、参政，密院须枢密使、副、签书员同在，方许中外承受。两宫可其奏。晋公闻之，谔然自失，由是深惮沂公矣。

　　王曾的奏疏，无异是要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取代在执政集团内丁谓一人的独断专行。而“两宫可其奏”，即对王曾奏疏的认可，则等于是结束了丁谓的专权局面。无怪乎丁谓要“谔然自失”了。或许从这时起，丁谓才意识到他身边的这个参知政事的厉害，而“由是深惮”。从逻辑上推理，王曾上奏一定是发生在丁谓与刘太后的关系发生裂痕之后。

　　或许是丁谓厄运的开始，就在这时，发生了负责建筑真宗陵墓的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变陵墓位置的事件。兼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当时处于“与雷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的状态，因此要包庇雷允恭。但纸包不住火，“当时以为移在绝地，于是朝论大喧”。在这种形势下，权知开封府吕夷简悄悄开始了调查。除了来自下面的调查，执政集团内部也有动作。《长编》卷九十八“乾兴元年六月癸亥”条虽然有所记载，但过于简略，我想引用基本事实相同而生动具体的《默记》卷上的记载:

　　丁谓当国，权势震主，引王沂公为参知政事，谄事谓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闲暇与谓款，必涕泣作可怜之色。晋公问之数十次矣。一日，因问，闵然对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耻对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甥不肖，为卒，想见受艰辛杖责多矣。老姊在青州乡里，每以为言。”言迄又涕下。谓亦恻然，因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军籍?”沂公曰:“曾既污辅臣之列，而外甥如此，岂不辱朝廷?自亦惭言于上也。”言毕，又涕下。谓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为愧，惟早言于上，庶脱其为卒之苦耳。”

　　自后谓数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岂不知军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终自羞赧尔。”晋公每催之，且谓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陈。”沂公犹不欲，谓又自陈之。一日，且责沂公:“门户事乃尔缓?谓当奉候于閤门。”沂公不得已，遂留身。

　　既留身逾时，至将进膳犹不退，尽言谓之盗权奸私，且言:“丁谓阴谋，诡谲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齑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许之，乃退。

　　晋公候于閤门，见其甚久，即顿足捩耳云:“无及矣。”方悟知其令谓自为己谋，不使之觉，欲适当山陵之事而发故也。沂公既出，遇谓于閤门，含怒不揖而出。晋公始悟见卖，含毒而己不觉也。

　　是日，既至都堂，召两府入议，而不召谓。谓知得罪，祈哀于冯拯、钱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谓家族在诸公矣。”太后欲诛谓，拯申理之。沂公奏请召知制诰，就殿卢草制罢之，不复宣麻。太后从之。责太子太保、分司西京，俄窜崖州。向使谓防闲沂公，则岂有此祸?故知权数在谓之上也。

　　这段记载虽然在描写王曾哀求丁谓方面有些夸张，但比较《长编》的记载，应当说是可信的。读了这段记载，倒教人对丁谓生出一丝怜悯，而觉得王曾有些过分。

　　然而，在对付丁谓这样曾把寇准、李迪、王钦若等所有政敌都打得落花流水的狡猾而凶狠的敌人，王曾不讲究策略，不利用偶发事件，不借助皇权，是无法将其打倒的。

　　在打倒丁谓后，如同丁谓在打倒寇准之后一样，一报还一报，王曾同样是在朝野内外清洗丁谓党羽。

　　历来，人们往往仅注意到元祐党争的残酷，而且人们还总是把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前后的活动视为开宋代党争之端绪，实际上，丁谓贬黜寇准党，王曾贬黜丁谓党，一点也不比元祐党争逊色。可以说开启宋代大规模党争的正是真宗朝后期的政治斗争。从此，宋代政治史上，大小党争连绵不断，怨怨相报，愈演愈烈。

　　3.宋世已无武则天

　　真宗驾崩，使“渐预朝政”的刘氏不再有真宗偶尔掣肘之忧。而专横的丁谓垮台，又使刘氏不再有权臣牵制之虑。这种政治形势，或许让刘氏轻松地舒了口气，从此可以安心做她的皇太后，临朝称制了。

　　从史籍的记载看，刘太后的确在一些方面显现出了专权。《宋史》卷三一○的卷末论赞就指出：“章献(刘太后死后的谥号)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宋史·吴遵路传》也指出：“章献太后称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唐代武则天称帝之前，就已经长期专权。不过，士大夫政治形成之后的宋代政治势态，已同唐代大不相同。《宋史》论赞接下来叙述：“(李)迪、(王)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

　　除了对倚仗刘皇后的宦官外戚的专横进行抵制，对刘皇后本人，士大夫也多不顾虑她不快，敢于犯颜上言。比如对她与丁谓一起迫害的寇准，在刘皇后临朝之初，便有人要求予以平反。

　　这一切，形成一种合力，都对刘太后以及宦官外戚造成压力与牵制，使他们不能过于气焰嚣张。不过，群臣士大夫所抵制的，只是刘太后及其随从者明显的有违士大夫理念和损害王朝长远利益的行为，对于与这些关涉不大的人事任免以及正常政务，群臣士大夫并不是一概加以抵制。

　　刘太后是宋代第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因此，于她于群臣，相去不远的唐代的武则天，便成为一个最近的参照系。对于刘太后来说，最高权力的执掌，必然让她野心膨胀，内心里时时浮现出那曾经的唯一的女皇。而这也成为士大夫的一块心病，时时防微杜渐，防止武则天在宋朝重现。在《宋史·鲁宗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章献太后临朝，问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刘太后试探地发问，显得有几分心虚。鲁宗道果决地回答，痛贬武则天。鲁宗道的回答，让刘太后清楚地意识到，通向武则天的路途是何等的遥远。

　　宋章献明肃皇后刘氏

　　除了这样明显的事情，就是在其他一些具有象征性的礼仪上，士大夫们也旗帜鲜明地防微杜渐。比如，天圣七年，已经临朝了八年的刘太后，想在冬至那天让仁宗率群臣为她上寿。《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了范仲淹的激烈反对：“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意思是说，在宫中，你和仁宗怎么行礼，那是你们家里的事，但在朝堂之上，让天子降等向你朝拜，那会有失体统，开了极坏的先例。

　　寇准写过一句诗，叫“趋时事已非”。刘太后生不逢时，具有武则天的能力，拥有武则天的权势，但生活在士大夫阶层空前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主宰的时代，便注定她无法成为武则天。

　　4.未可厚非吕夷简。

　　吕夷简其人，由于在仁宗朝与名臣范仲淹的恩怨纠葛，便很不幸地成为了日后成为士大夫精神楷模的范仲淹的对立面。尽管他还没有被视为奸臣佞臣，但至少被看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权臣，并且还老奸巨滑。

　　这样看吕夷简，实在有些偏颇。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感情来体味历史，而不是用理性来思考历史。用感情来体味，便会阻断对传统评价的理性分析。而学者的人云亦云般地跟古人学舌，又会误导今人和后人对历史的准确认识。前面提到过，在真宗去世后担任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在粉碎丁谓集团的战役中担任了侧翼进攻。丁谓当时尽管已与临朝的刘太后在结盟方面出现裂痕，相比较寇准、李迪，还处于同一战壕。打垮丁谓集团，是以擅自移动真宗山陵这样同样是神道设教的迷信理由，作为丈夫并且是权力根源的真宗，刘太后无法拒绝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王曾和吕夷简提出的这种理由，尚且当时她与丁谓的关系已有龃龉，也乐得藉此剪之。不过，除掉丁谓，从政治策略上看，刘太后势力无异于断掉一臂。从此，朝廷政治重归正轨，刘太后尽管名义上掌控朝政，但已处于士大夫政治的全面制约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粉碎丁谓集团的战役上，吕夷简其功居伟。

　　我以为除了粉碎丁谓集团，吕夷简主要功绩应当是在刘太后临朝时期。诚如《宋史·吕夷简传》所评价的那样：“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李焘的《长编》也载有这段话，想必是同出宋朝国史。不过，《长编》在“太后临朝十余年”与“天下晏然”两句之间，有“内外无间”一句。《宋史》本传脱落的这四个字十分重要。这主要是指仁宗与刘太后之间的关系。

　　《宋史》的《仁宗纪》记载仁宗出生后，“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后妃传·李宸妃传》也记载说：“初，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狸猫换太子”传说的影子。幼年的仁宗作为真宗唯一存活的子嗣，尽管生而不知其母，但也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长编》记载他称呼刘皇后为“大娘娘”，杨淑妃为“小娘娘”，教人感觉不到他的可怜。这种状况一直到仁宗即位后还持续着。可怜的是仁宗的生母这一普通的宫女，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成为皇帝后，依然如《李宸妃传》所云“妃嘿处先朝嫔妃御中，未尝自异”。“未尝自异”，实际上是不敢声张。而“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所以，“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

　　就这样，在明道元年(1032)，四十六岁的李氏默默地死去了。尽管在去世前李氏的地位略有提高，“进位宸妃”，但刘太后依然打算把李氏按宫人草草发送了。这时，知道内情的宰相吕夷简出面了。他启奏刘太后，希望厚葬李氏。吕夷简说这番话的时候，刘太后和已经二十二岁的仁宗都在场。《李宸妃传》载：

　　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是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

　　压根没想告诉仁宗李氏是其生母的刘太后，看到吕夷简讲这些话，吓得要命，忙把仁宗引开，单独同吕夷简谈话。开始她还想打马虎眼，问道，一个宫女死了，值得你宰相这么操心吗?吕夷简说，我是宰相，宫内宫外得事情我都要管。确认吕夷简已知实情的刘太后发怒道，你是不是要离间我们母子? 吕夷简说，你要是不考虑你自己，那我什么话都不说，如果考虑，那就要厚葬。这句话等于是提醒了刘太后，让她知道，纸保不住火，早晚仁宗会知道真相的，你不厚葬，到那时你就难办了。

　　尽管刘太后领悟了吕夷简的意思，但又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难题，就是李氏的地位很低，厚葬也不自然。后来还是吕夷简出了主意，以一品的礼节，葬在洪福院。埋葬时，吕夷简又个别嘱托内侍罗崇勋以皇后服入殓，并且用水银实棺。最后，吕夷简还威胁罗崇勋，你若不照办，将来你别说我没告诉你。罗崇勋按吕夷简所说的做了，由此，避免了朝廷的一次大的动荡。

　　吕夷简画像

　　第二年的明道二年，六十五岁的刘太后也离开了人世。在刘太后死后，仁宗的叔叔，“狸猫换太子”传说中出现的“八大王”元俨才将真相告诉仁宗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宋史·后妃传》记载，得知真相的仁宗，悲愤欲绝。仁宗“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还亲赴洪福院祭奠。

　　但在更换棺木时，看到棺内的状况，让哭泣着的仁宗安静了下来：“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见到生母的面容冠服，对刘太后的愤怒开始减弱。仁宗慨叹道：“人言其可信哉!”从而“遇刘氏加厚”。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吕夷简的劝说和布置，当仁宗得知真相后，朝廷肯定会有一次极大的动荡。由此应当感谢吕夷简的远见。《宋史·吕夷简传》的最后，这样评价吕夷简：“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配食仁宗庙，为世名相。”这是宋朝国史的评价，与后来在政界和文坛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政敌富弼、欧阳修的评价截然不同。我以为这个评价，当得其实，夷简无愧。如若不信，那么《宋史·吕夷简传》记载的王旦对吕夷简的印象应当可以信赖：“王旦奇夷简，谓王曾曰：君其善交之。”真宗朝的宰相王旦，看不到也想不到后来仁宗朝的政争，他的印象不会有偏见。

　　结 语：荒诞与真实之间

　　如果简单地说“狸猫换太子”真实，会立刻遭到专家的非议。不过，我一向以为，空穴来风必是因为有穴，捕风捉影也是由于有影。学者应当比一般非专业的人更能够洞察到荒唐无稽背后的真实。那么，在“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背后，反映的又是什么样的真实呢?

　　有人说，史书记载的事情是真的，但事实是假的，而小说诉说的事情是假的，但事实是真的。这句话颇有辩证意味。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出于载笔者的立场和考量，史书所记载的东西有些会与事实拉开差距。小说虚构的只是具体情节事件，而小说家心目中的时代则不是虚构的，至少反映的是小说家的历史认识。这句话适用于对“狸猫换太子”传说的分析。撇去表面荒唐无稽的浮沫，洞察到的将是一个时代历史的大真实。

　　此后的北宋与南宋，在非常时期，又有过几次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临朝，刘太后临朝时期，在士大夫规制下的种种言行，都成为了祖宗法，成为效法和遵守的规范。在那些时期的诏书中，我们常能看到“如章献太后故事”、“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的字样。

　　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刘太后临朝十二年，初期的士大夫政治经历了正常时期，经历了非正常时期。其间还伴随着党争的风起云涌，惊涛骇浪。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全经历，短短几十年的初期士大夫政治便把此后几百年的政治梗概全面演习了一遍。于是，宋代的真宗时代与后真宗时代，便成为此后历史的故事与先例。那一时代仅仅一两代人士大夫的短期作为，引导了此后的长时段的历史走向。这一切，都是“狸猫换太子”传说背后所潜藏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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