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概是汉朝时的一句俗言，意思是说，其实桃树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么多人走过来当然是为桃花美艳所吸引。桃花这种不言不语的“闷骚性格”非常符合儒家“君子敏于行而讷于也”的精神，也就是闷声干大事，桃李自然也就具有了一股君子之风。
司马迁在《史记》里就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忠厚朴实的飞将军李广。太史公可谓一语三关，一则李广姓氏上已经占了一个李字，桃李形容非常妥帖;二则桃李不言也正符合李广“其身正不灵则行”的风格，三则桃李本身就是优秀人才的代名词，而李广虽然倒霉，但他的将帅之才却是人尽皆知的。
这种以树喻人的方法早就有了，管仲在治理齐国的时候，建议国君重视教育：“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意思就是做短线投资就种庄稼，栽树木，长远投资，那就办教育。我们现在学校门口常见的百年大计的标语也是从这里来的，后来把有用的人才称为栋梁，已经完全是在用树指代人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树木都可以称为人才，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应该是下海不经商的屈原，他在《橘颂》把人才比作橘树，屈原是南方人，桔子在南方是甘甜的桔子，在北方则成了苦涩的枳，(那个二桃杀三士的晏子说过“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水果运输业不发达的时代，北方人自然就对桔子不感兴趣，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桃(当然还有桃的好基友李)。
《韩诗外传》上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春秋时魏国有个叫子质的大臣保举了许多人做官，但后来他失宠于国君，那些被他保举上来的人非但不帮他，反而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子质向朋友发牢骚，朋友说：“春天种桃李，夏天还能乘凉，秋天还能吃果子，可是如果你种的是蒺藜，别说乘凉吃果，反倒要扎你。”
所以优秀的领导干部选拔人才，都要选拔桃李一样的人才，例如唐朝的狄仁杰素来善识人才，提拔了不少有为干部，《资治通鉴》就说他：“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白居易当年拍丞相令狐楚的马屁“令公桃李满天下，何须堂前更种花。”天下举子都是您亲自栽培，何须再种花呢。
这时候桃李已经是学生的代名词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把老师的教育事业称为杏坛，因为《庄子》中说：“孔子游乎缁惟之林， 休坐乎杏坛之上” 大家都认为孔夫子在杏坛上讲学，所以老师传道的地方就称为杏坛(医生行业称为杏林，一字之差完全不同)，但这杏坛之下开出的花儿却是桃李，文化上的嫁接就这么不可思议的生气勃勃。
现在的桃李当然不能和唐朝的桃李相比较，现在的桃李也就是个学生，在唐朝那时候叫门生，“入了门的考生”也就是在科举中拔得头筹的人，这意味着要做官呢，这就让桃李沾染了不正之风的意思。晚唐诗人高蟾当年落第，写诗抱怨就说“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就说那些考上的人是天上碧桃花，日边的红杏，有仙人眷顾，而自己不过是个秋江边上的芙蓉花，难得东风眷顾。
这方面体会最深的，还当属那个“染出刘郎未见花”的刘郎刘禹锡，他甚至因为桃花都闹出了一场官司。刘禹锡期初在长安上班，后来在政治斗争中被贬出京城，外放十年，终于有机会回来了，听说玄都观里有仙人种的仙桃，花开时节，十分红艳。他这时候估计想起了桃李满天下什么的，不过满朝都是人家的“桃李”，于是他一时兴起吟出一首：“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言下之意，满朝“桃李”都是我被贬后你们栽下的。政治人物的神经比平常人都要敏感得多，立刻将其再度外放。看一次桃花捅这么大个篓子。
文人的脾气是执拗的，从此之后刘禹锡估计对桃花就没多大好感了，他后来写《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侬愁。”虽然是写爱情，估计也寄托着他的希望，希望朝里的那帮“桃李”都早早衰落。
但这一天过了十四年才来，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入京，他干的一件事就是去玄都观里看桃花，并写下一首诗，纪念自己的胜利“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桃花没了，种桃道士也不见了踪影——这种桃道士指的当然就是看不上他的权贵了，甚至还包括皇帝。高低老子还是活着看到了这一天。至今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品味到作者的那份得意。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像刘禹锡一样坚持到最后，在权贵当道的朝廷上，他们即便有天纵之才，也成不了别人的“桃李”，这时候他们就只能用脚投票，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卖豆腐。”就是隐居。 我当不了你们的“桃李”，那我就为自己找一片“桃源。”
这桃源自然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其实在植物里陶渊明最热爱的是菊花，可为什么要把他笔下最经典的地方称为桃花源呢?为啥不叫菊花源?难道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充满了邪恶?当然不是。
据大师陈寅恪考证，这事和两个人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夸父。南北朝时期社会治安混乱，强盗横行，尤其是北朝的前秦苻坚时期，统治残暴。为了自保好多人聚集在一起，自建城池，形成一个小天地，称为坞。就在夸父变出桃林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个地方叫皇天原，也叫桃原，皇天原附近就修建了一个檀山坞。南朝宋的时候刘裕梦想统一北方，派人出征过北方，出征的队伍中有个叫戴延之的人就到了这檀山坞，而且在这里还住过一阵。那时正值春天，桃花落英缤纷是很平常的事情。而戴延之是个文艺青年，他后来将经历写到《西征记》，陶渊明跟他们这个队伍中许多人都有交往，看到这本书应该是很容易的。这为他写桃花源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人物就是《桃花源记》中出现过的刘子骥，他在这篇故事的末尾出来打了下酱油，他想去寻找桃花源，结果一无所获。其实这个老刘同志早在陶渊明的《续搜神记》就有一个故事了，故事和这个桃花源倒有几分接近，他出去采药结果看见了两个石头仓库，一闭一开，当时隔着一条河过不去，过了几天，再去寻找却什么也没有找到。陈寅恪由此推断，所谓桃花源就是河南灵宝那一带的桃林，之所以在文章里写成为“武陵”，是因为刘子骥的缘故，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在了南方，那桃源里的人躲避的也不是嬴秦，而是苻秦。
大师这番推论精彩绝伦，也让我们看到原来那隐逸的桃花和结义的桃花一样，都充满了阳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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