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位巨匠张芝，字伯英，系东汉时人，生年不详，
卒于公元192年。 张芝的籍贯，《后汉书》为其父张奂立传，说是“敦煌酒泉人也”。一字之误，讹传一千多年。直至清代训诂学巨擘钱大昕考证，确认张芝系东汉敦煌郡渊泉人。渊泉为汉代敦煌郡所辖六个县中的一个(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四道沟老城一带)。
有关张芝生平的史料很少，这与他情操高洁，不慕功名有关。《后汉书·张奂传》中仅提到“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虽极简略，却从中可知张芝在当时已因书法成就而享有盛名。略晚于张芝的西晋书法家卫恒在其书法理论著作《四体书势》中称：“汉兴而有草书……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亦称善工。”而“弘农张伯英者因转精其巧……韦仲将谓之草圣。”韦仲将即三国魏名臣韦诞，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他的根据是杜度的草书有骨力，但字划微瘦;崔瑗、崔实宗法杜度，“书体甚浓，结字工巧”，“张芝喜而学之，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说明张芝曾师法杜、崔，但青出于蓝，“超前绝伦，独步无双”。唐朝开元时的著名书法家和评论家张怀馞在其书法理论名著《书断》里，有数百字论述张芝，确定了他在华夏书坛的重要地位。其后的历代书法家和评论家也都以肯定态度延袭韦诞、卫恒、张怀瓘、孙过庭等的论述，张芝的“草圣”地位自此成为一座不可动摇的丰碑而屹立于中国书坛，闪耀着永恒的璀璨光芒。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小篆，成熟于秦，促使隶书应运而生。至西汉隶书盛行，同时也产生了草书，可谓“篆、隶、草、行、真”各体具备，但行笔较为迟缓且有波磔的隶书和字字独立、仍有隶意的章草，已不能满足人们快速书写需要，而使书写快捷、流利的“今草”勃然兴起，社会上形成“草书热”。张芝从民间和杜度、崔瑗、崔实那里汲取草书艺术精华，独创“一笔书”，亦即所谓“大草”，使草书得以从章草的窠臼中脱身而出，从此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阔大空间，从而使书法家的艺术个性得到彻底的解放。
张芝所创的“一笔书”，“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如行云流水，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这是张怀瓘在《书断》中对一笔书的精辟概括，同时高度评价张芝的草书“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从而成为“草书之首”。张芝的草书给中国书法艺术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王羲之对张芝推崇备至，师法多年，始终认为自己的草书不及张芝。
狂草大师怀素也自承从二张(张芝、张旭)得益最多。唐朝草书大家孙过庭在他的《书谱》中也多次提到他把张芝草书作为蓝本而终生临习。
张芝出身显宦名门，但“幼而高操，勤学好古”，不以功名为念，多次谢绝朝廷的征召，潜心习书。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刻苦磨砺精神，成为中国书法界尽人皆知的一大掌故，王羲之曾钦敬地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皆墨，好之绝伦，吾弗如也。”前人咏敦煌古迹二十首有《墨池咏》：昔人经篆素，尽妙许张芝。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舒笺观鸟迹，研墨染鱼缁。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
张芝正是这样淡泊荣利，苦苦求索，方才攀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座高峰。
他的墨迹近两千年来为世人所宝，寸纸不遗，他的墨迹在《淳化阁帖》里收有五帖三十八行，为历代书家珍视并临习，故张芝的书法艺术精神至今仍鲜活在中国书法的血脉中。张芝同时也是书法理论的开先河者，曾著《笔心论》五篇，可惜早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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