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水川一战，是由于任福自作主张，违背了韩琦的作战计划而造成的惨剧。但所任非人，韩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夏竦向朝廷上书，说战败是任福违命所致，罪不在韩琦，并以从任福身上找到的韩琦的手令和耿傅的书信为证。但韩琦还是上表自劾，赵祯仍然贬韩琦至秦州任知州。
前线战败，京城就有人说事儿了。
宰相吕夷简和参知政事宋庠弹劾范仲淹，说人臣无外交，范仲淹与元昊私通书信，有通敌之嫌，其罪当斩。
枢密副使杜衍极力为范仲淹辩护，说范仲淹给元昊去信，是招降，这是替朝廷办事，通敌是无中生有，不能因此而加罪于范仲淹。
赵祯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时没了主意，干脆命令范仲淹自己来解释这件事情。
范仲淹立即上表，说刚开始元昊来书求和，有悔过之意，便复信向他宣示朝廷的恩威，后来好水川宋军战败，元昊气焰嚣张，又来信百般羞辱，因信中言辞带有极大的侮辱性，便当场撕毁了来信。他认为，如果将原信上奏朝廷，会使皇上受辱。撕毁来信，只他一人受辱。
赵祯收到范仲淹的申诉后，又将中书省、枢密院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研究。
宋庠、杜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各执一词。赵祯叫吕夷简发表意见。
吕夷简是最先主张惩罚范仲淹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杜衍说得有道理，只需对范仲淹略加惩戒即可。
杜衍知道吕夷简奸诈，且惩处范仲淹的主意也是他出的，尽管他不知道他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但对他放了范仲淹一马还是表示欢迎的。
宋庠就不同了，他与吕夷简本是同一战线的人，吕夷简的突然反水使他空做了一回恶人。因此，他气得要命，气归气，事实还得接受。
处理结果很快下达了，范仲淹降职处分，知耀州，但不久又改为知庆州，大概赵祯知道，前线少不了范仲淹这样的人。
赵祯又命工部侍郎陈执中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同夏竦同判永兴军。
陈执中、夏竦两人过去关系就不好，经常磕磕碰碰，这次同判永兴军，两人是你打你的鼓，我敲我的锣，尽搞窝里斗，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去。为了调解这个矛盾，赵祯改命夏竦屯居鄜州，陈执中屯居泾州。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难道赵祯安排陈执中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时，就不考虑这些因素吗?
夏竦在西北守边二年，除了带着侍妾，整日里流连酒色之外，再就是出去打猎散散心外，根本就是无所事事。
在这期间，元昊又导演的一场恶作剧，他在边境贴了一个告示，悬赏夏竦的人头，说有人砍下夏竦的人头，他出钱三千文以资奖励。
一个堂堂的宋军前线主帅的人头仅值三千文钱。这道悬赏告示，在边境传为笑话。元昊是借此羞辱宋廷，羞辱夏竦。因为当年大宋皇帝也曾悬赏取他的人头，赏赐的是授予定难军节度使的高官。言下之意，宋军守边主帅仅值三千文钱，不值钱。
好水川之战以后，元昊把部队驻扎在天都山休整了一段时间，几个月以后，又带领着机动性极强的骑兵，攻打麟州，破宁远寨，陷丰州，把宋的边境搅闹得烽烟四起、鸡犬不宁。
宋军除非不出师，出师必败;夏军除非不来，来必满载而归。
朝廷以张方平为首的一批谏官联名弹劾夏竦，说这样一个庸才，不能担当边关御敌的重任，建议赵祯另择他人前去巩固边防。
赵祯采纳了这些人的建议，将夏竦调离边关，另行安排工作。并重新把陕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四个战区的长官分别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边缘招讨使，分区防守，各司其职，负责各路军事。
这四个人除王沿外，打防御战都很有经验，他们到任后，修城筑寨，招藩抚民。特别是范仲淹，深得羌人的爱戴，他们亲切地称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因为范仲淹曾任龙图阁待制，故有此称呼。
正是由于这一改变，使宋朝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盲目自大滑向畏敌如虎，从此，完全丧失了进攻的勇气，采取了退缩防守的策略，走上了消极防守的道路。
西夏骑兵在旷野上打仗，纵横驰骋，机动灵活，具有很大的优势，打攻坚战不是他们的强项，面对躲在坚固的城堡里的宋军，他们无可奈何。元昊知难而退，稍稍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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