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764-830)，中晚唐之交名臣，历仕德、顺、宪、穆、敬、文宗六朝。史称其仪表俊伟，气质高洁，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固守直道，表里澄澈。《新唐书》赞其“伟仪质，以直道进退，望冠一时”，是一位“巨德大臣”。

　　直言谏君

　　忠国事

　　李绛于唐德宗贞元年间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又以监察御史兼任翰林学士。此后四年间，官职数次迁升，并于元和四年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位诸学士之首。中晚唐时期的翰林学士，实为皇帝秘书，被视作“天子私人”，职权极重，至有“内相”之号。李绛充分发挥这一职位的特殊职能，“孜孜以匡谏为己任”，极力向宪宗进直言，宪宗也多听之行之，元和初年朝廷频出善政德政，李绛贡献尤多。

　　李绛初任翰林学士时，适逢朝廷平定镇海节度使李锜叛乱，宪宗想把在镇海没收的李锜家财运往京师，纳入皇宫内库。李绛和另一翰林学士裴垍当即谏阻，指出：李锜割剥镇海六州之民以富其家，甚至杀其人而取其财，陛下因怜悯镇海百姓悲苦无告，所以才出兵诛灭李锜，以让一方百姓得到苏息。如今却要用车辆载着李锜的钱帛进京，这事一旦播闻四海，全国都会对朝廷失望。李绛和裴垍分析得没错。李锜的家财，乃其对镇海百姓残酷掠夺所得，镇海百姓因此对李锜“怨入骨髓”，宪宗若将李锜家财收为己有，实际上就是继承了李锜对百姓的掠夺，自然也就承接了百姓对李锜的痛恨。所以二人建议，将李锜的赃物全部归还镇海当地，以“代贫下户今年租税”，这样，必然会“万姓欣戴，四海歌咏矣”。显然，李绛和裴垍所揭示的，乃是封建政治家处理类似问题所应具的境界和韬略，也是其梦寐以求的施政效果。唐宪宗不禁眼前一亮，从狭隘和短视中挣出，“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元和四年久旱，宪宗欲降“德音”以揽民心。逢灾降“德音”，本是封建时代惯例，通常多是口惠而实不至，满纸皇恩浩荡，实则少有所为。李绛和同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上奏，建议朝廷降“德音”，应给灾民以真正的实惠，而“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同时还应减少宫女，以省朝廷费用，并促男女正常婚嫁;禁止各地横征暴敛，向朝廷进奉;禁止岭南、黔中、福建等地掠卖平民为奴。这些谏言，均被宪宗采纳。“德音”降下不久，碰巧老天下雨，李绛趁机上表祝贺，给宪宗德政助力。

　　一次，宪宗追慕太宗、玄宗治绩之盛，表示要继承“二祖之道德风烈”，问李绛：“何行而至此乎?”李绛的回答是：“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并且提醒宪宗要说到做到，因为“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宪宗赞叹道：说得真好啊!我要写下来当座右铭。接着又命李绛等收集古今君臣成败经验教训五十种，写成连屏，张于便座，经常观看阅读，并对身边伺候的人说：你们可要注意，不要做邪佞之事。

　　李绛既尽忠国事，又赤诚敢言，对宪宗的所作所为，几乎是心有所非、口必言之，搞得宪宗有点害怕李绛了。有一次，宪宗想到附近打猎，走了不远，忽然停住，对身边侍从说：“李绛必谏，不如且止。”当即取消了这次出猎。

　　元和六年，李绛改任户部侍郎，从此不再担任翰林学士，职任虽变，但事关军国大政和百姓疾苦，仍坚持向皇帝讲真话，进直言。

　　此前，李绛曾谏阻宪宗“聚财”，宪宗不听。又谏阻方镇向朝廷进献，指出：“方镇进献，因缘为奸，以侵百姓，非圣政所宜。”宪宗也不听。担任户部侍郎后，李绛继续谏诤。户部本是中央财政主管，中唐以来，却于国家规定的正赋之外，额外向百姓征收杂税，名曰“羡余”，进献给皇宫内库。历任户部侍郎都照例奉行，李绛偏不。宪宗责问李绛：“卿独无进，何也?”李绛回答：地方上搞这种进献，已经遭到天下人的批评。何况户部直接掌管着陛下的府库，收入支出，都有定数，我正为陛下严把出纳关，怎么会有“羡余”?硬要如此，岂非是将陛下的财物，从东面的仓库转移到西面的仓库，用国家财物，结陛下私恩?所以我不敢继续这样的错误。李绛非但不进“羡余”，还将“羡余”作了彻底否定。只因分析得入情入理，无懈可击，宪宗终被说服，“嘉其直，益重之。”

　　拒作谀词

　　性正直

　　李绛生性正直，说话直来直去，无论向皇帝进谏，还是在朝廷议政，都一以贯之，直言问题实质，从不作谀词。这在其于宪宗元和六年十一月到九年二月担任宰相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次，宪宗在延英殿同几位宰相议政。李吉甫首先发言，一开口就盛赞宪宗威德，并说什么“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宪宗听得乐滋滋的，很是享受。李绛却兜头一瓢冷水泼来，直率地问宪宗：“陛下自视今日何如汉文帝时?”宪宗一愣，有些扫兴地答道：“朕安敢望文帝?”李绛接着说：汉文帝时，多年不用兵，百姓富裕，家给人足，贾谊还认为如同睡在将燃的柴堆上，不可谓安。当今藩镇割据五十余州，不行朝廷法令;吐蕃扰边，烽火屡警;加之水旱灾害不断，国家仓廪空虚，这正是需要陛下宵衣旰食寻求救时策略的时候，怎么能说是“太平”，而急着“为乐”呢?宪宗猛然醒悟，高兴地说：“卿言正合朕意。”退朝后，又对身边人说，李吉甫“专为悦媚”，“绛言骨鲠，真宰相也”!

　　又一次，李吉甫在朝堂感慨，说：“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这既是向宪宗讨好，也是对自己“专为悦媚”开脱，更是对李绛好直言硬语的批评。李绛不买账，马上反驳道：“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尽说好听的，必然“陷君于恶”。宪宗此时正努力做“英主”，头脑颇清醒，立马下定判词：“绛言是也。”从此，更爱听李绛的谏言，若李绛久不进谏，宪宗就会诘问李绛：是我不能接受你的谏言呢?还是你觉得无事可谏呢?

　　宪宗好读史，在读《玄宗实录》时，见玄宗前期的开元之治，将国家推向至盛，后期的天宝施政，却将社会导向大乱，延英殿上，他问宰相李绛：“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李绛指出，关键在于用忠正，听直言，还是用邪佞，听媚语。玄宗在开元初年，所任姚崇、宋璟，“皆忠鲠上才”，“左右前后，皆尚忠正”;开元二十年后，李林甫、杨国忠用事，专于媚上，玄宗“不闻直言”，被小人误导，纵逸生骄，遂至于乱。宪宗又问追咎“已然之失”的正确做法。李绛回答，不要“矜得护失”，为“常情所蔽”，而要“致诤臣以匡其失”，改过不吝，从善如流。宪宗说：我选用你们，就是希望听直言，各位应尽心讲真话，不能有隐瞒，以匡正我的失误，不要怀疑我会“护失”而有所顾忌。

　　一天，宪宗与李绛在延英殿探讨治国之道，天已很晚，谈兴犹浓，时值盛夏，李绛发现宪宗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怕宪宗劳累过度，想赶忙告退。宪宗让李绛留下，继续论道，并动情地向李绛畅诉心扉，说自己退朝后，在宫中面对的，唯有宦官和女子，“与卿讲天下事，乃其乐也”!不作谀词，尽是真话，李绛的直言直谏，已将这位“中兴圣主”深深吸引了。

　　不容邪佞

　　揭恶行

　　宦官弄权，是中晚唐最大的弊政，同宦官的斗争，自然也就伴随了李绛的一生。

　　李绛任翰林学士时，曾对宪宗极言宦官骄横，侵害政事，谗毁忠贞。宪宗不以为然，说：他们怎敢进谗?就是进谗，我也不会听的。李绛答道：因为这类人基本不知仁义，不分枉直，唯利是贪，得到贿赂就说人好话，得不到满足就进谗言，他们朝夕都在陛下左右，陛下难免有时信之。

　　宦官头子吐突承璀，最为邪佞，最得宪宗宠信，李绛与之斗争也最多。

　　吐突承璀深知宪宗崇佛，遂借担任功德使，“总领僧尼之籍及功役”之便，于元和四年大修安国寺，并于寺中矗立一座高大石碑，谓之“圣政碑”，碑楼先成，碑石也已打磨好，奏请宪宗，敕令翰林学士李绛撰文，歌颂宪宗“圣政”。并说：“臣已具钱万缗，欲酬之。”

　　李绛生性不作谀词，更不会作谀文，立即上言拒之，说陛下为自己立“圣政碑”，是“示天下以不广”，“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李绛进而指出，不仅立碑不该，大修寺庙也不该，为之张扬更不该，“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痛快淋漓，将吐突承璀佞佛、媚上的危害，揭露无遗。

　　开始，宪宗发怒不听，李绛伏奏愈切，宪宗惊悟，说：不是李绛进言，我自己还不知道危害如此之大。吐突承璀正侍奉身旁，宪宗当即命其拆楼废石。吐突承璀请求：碑楼很大，一时拆不掉，宜徐徐毁之。想苟延时日，找机会再说服宪宗。宪宗厉声喝令：赶快找牛，多找些牛去拽!吐突承璀再不敢饶舌，用了一百头牛才将碑楼拽倒。

　　元和四年九月，宪宗不顾李绛等人反对，任吐突承璀为讨伐成德王承宗的统帅，李绛时任翰林学士承旨，职当起草任命诏书，拒不动笔。吐突承璀统兵一年，无功而还，宪宗不但不予惩处，反给加官。李绛力阻，又面陈吐突承璀横肆，惹得宪宗大怒。李绛不让步，流泪进言：“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下负臣。”宪宗终被李绛的赤诚折服，动情地说：你告诉我的，都是别人不愿说的，遂给吐突承璀以降职处分。消息传出，中外相贺。

　　宪宗既需李绛的忠直，又喜吐突承璀的献媚，更知两人水火不容。元和六年，欲任李绛为相，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到了元和九年，欲召吐突承璀还，又罢李绛相位。李绛于元和十年出任华州刺史，而吐突承璀的不少田产都在华州，其奴在当地祸害百姓，李绛将之逮捕法办，同时处理了五坊使宦官扰民的问题。

　　《旧唐书·李绛传》记载，李绛“以直道进退，闻望倾于一时。然刚肠疾恶，贤、不肖太分，以此为非正之徒所忌。”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绛在兴元节度使任上，被监军宦官杨叔元煽动兵变所害，终年67岁。

　　唐文宗听到李绛被害噩耗，既震惊，又悲痛，在诏书中给了李绛很高的评价，说“朝有正人，时称令德”，李绛虽逝，其言其行，却“立标准以程后来”，影响深远。据两《唐书》记载，李绛的德望，不仅带动促进了元和初年的直谏之风，还培养起一批直谏之臣和栋梁之才。如白居易、路随、韦处厚，皆因直言勇谏，受到宪宗表彰，特别是路随、韦处厚二人，后皆官至宰相，为世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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