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宰相谢安在为自己的侄女，著名才女谢道韫选丈夫时，先看中的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王徽之。可是，考虑到王徽之太不着调，才换成了相对稳重的王凝之。那么，王徽之真的不着调吗?
从才华上来说，王徽之绝对是杠杠的。他的书法不仅得到父亲的真传，还被后人评价为“徽之得其(王羲之)势”。气势是书法的灵魂，这等于是说，王徽之是仅次于父亲王羲之的书法家。
不过，王徽之却崇尚当时的名士习气，不但不修边幅，做事也很不认真。在桓冲手下担任骑曹参军的时候，王徽之负责管理马匹。但他来了个大撒手，任凭手下人去管，他自己则优哉游哉。
有一次，桓冲故意问他在军中管理哪个部门?王徽之想了想，摇摇头。不知道什么部门，不过，经常见人把马牵进牵出的，大概不是骑曹就是马曹吧。
桓冲接着问，那你管着多少马?王徽之又是摇头，这要问我手下的人，我从来不去过问。桓冲又问，听说最近马匹得病的很多，死掉的马有多少?王徽之笑了，我连活马多少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死了多少?桓冲知道王徽之的一贯作风，只好无奈地摇摇头，不再问了。
王徽之不拘小节，这也是魏晋名士风范的共同之处。有一次，王徽之经过吴中，知道一个士大夫家有个竹园很好，就想去看一下。竹园主人打扫庭院，在正厅里坐着等他。
谁知，王徽之根本没有通报主人，直接坐着轿子来到竹林，又是吟诵又是赏竹，好像这竹园是他家的。玩到不想玩了，王徽之直接向大门走去，根本没有知会主人一声的意思。这家的主人也有意思，为了拦住王徽之，叫手下人关上大门，不让王徽之出去。
被拦住的王徽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因此很欣赏主人，就留下来，和主人尽情畅饮畅谈。这一对主客，真的是任性。而我们的主人公王徽之，还有更任性的时候。
王徽之住在山阴县时，有一天夜里下大雪，他望着四周的茫茫白雪，吟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了住在剡县的戴逵，就兴高采烈地坐小船连夜去戴家。从山阴到剡县大约200里路程，船行了一夜才到。
可是，到了戴家门口，王徽之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了。别人很不解，王徽之却说，我凭着一时兴致去的，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戴逵呢?这可真是历史上最任性的行为和解释。
还有一次，王徽之去拜访雍州刺史郗恢。主人还没出来，王徽之看到客厅的毛毯很好，就叫人卷吧卷吧送回自己家里。等主人郗恢出来看到毛毯没了，很是吃惊。王徽之却说，刚才有个大力士背着它跑了。郗恢笑了。他知道是王徽之干的好事，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虽然王徽之很任性，但他奇特的死法却很让人尊敬。晚年的王徽之和弟弟王献之都得了重病。王献之先去世，但家人没有告诉他王徽之。
有一天，王徽之很平静地问身边人，怎么没有子敬(王献之)的消息?这是已经去世了!他挣扎着起来，坐上车要去奔丧。
到了王献之家，王徽之径直坐在灵座上，让人拿过王献之的琴来弹。他知道，弟弟最喜欢弹琴。可是，琴弦调了半天怎么也调不好。王徽之就把琴扔到地上，非常忧伤地说，子敬，子敬，人和琴都不在了!
说完，王徽之伤心地昏了过去。因为王徽之背上有伤，加上他悲伤过度导致伤口崩裂。一个多月后，王徽之也去世了。这让我们看到一个率真又重情义的真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
魏晋风度可以说是一种名士风范，超脱自然，不拘泥于现实和世俗目光，崇尚自然，孤芳自赏，我认为可以称之为古代版的御宅族。至于形成原因，概括一下，原因大致是自从后汉以来朝廷内部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导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而后期的党锢之祸，黄巾军之乱和随之而来的三国时代则是大大打击了知识分子报国之心。他们对战乱的恐惧，对社会的失望导致一些文人撰文予以批判，而朝廷则采用“九品中正制”开始对官员采取一定的控制。
这些因素导致当时的名士们逐渐脱离了公共生活，摒弃了儒家的准则，纷纷转向追求道家的自由意志，形成清谈之风。再者，那时候文人的骨气很硬，对于政府提倡和推广的儒家经典和一元化注释很反感，这也是魏晋文人推崇老庄哲学的原因之一。
反正，核心就是自然，自在，自我。不要思想大一统的宏大与磅礴，只求个性的张扬与解放。魏晋风骨的表现方式千变万化，魏晋文人对雅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敢于乐于做自己。
活得不千篇一律，活得自得其乐，活得从容自在，那就已经拥有魏晋风骨了。所以魏晋风骨是学不来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从容的活法。但魏晋风骨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每个人只有历经红尘才能明白从容背后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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