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26日，凯恩斯先生收到一位俄罗斯舞女的来信。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亲爱的凯恩斯先生：如蒙赏光，请于明天下午五点半到寒舍喝下午茶如何?”
这位舞女叫莉迪娅。在这之前，凯恩斯只看过她的几场演出，两人一起吃过一次午饭而已。但年盛气傲的凯恩斯先生突然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苦恼。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莉迪娅。他跟一位朋友说，莉迪娅“在每个方面都是完美的”。刚刚和莉迪娅喝完下午茶，凯恩斯就拉着朋友，紧张地诉说：“我该如何是好?我已深感恐惧。”那位朋友说：“千万不要娶她，不管她有多么迷人。她会很快退出舞台，变成个花钱如流水的太太。最好只把她当作情妇。”
无论怎么来看，凯恩斯先生这场迟到的恋爱都好像要注定变成一个美丽的错误。凯恩斯出身知识贵族之家，从伊顿公学到剑桥大学，一路接受的是上流阶层的教育。当时，凯恩斯38岁，但早已因写出《合约的经济后果》成为蜚声海外的著名公知了。而且，凯恩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一个同性恋。除了几次短暂而不成功的恋爱，凯恩斯对女人几乎毫无经验，更何况是像莉迪娅这样的女人。
莉迪娅比凯恩斯小八岁。她出身于俄罗斯的一个清寒家庭，从小就开始学习芭蕾舞，在圣彼得堡的帝国芭蕾学校接受了严格的训练。但她是个独立而不安分的女孩，孤身一人离开祖国，到伦敦跳舞。之后的生活更加漂泊，她去过美国、到过巴黎，一度还想去西班牙或意大利闯荡。她曾经和天才的芭蕾舞演员尼金斯基(Nijinsky)同台演出，毕加索为她画过好几幅画像，《彼得·潘》的作者、苏格兰作家巴利(J. M. Barrie)为她写过剧本。她有过好几个情人，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当凯恩斯最初见到莉迪娅的时候，莉迪娅还是“罗敷自有夫”，她已经跟剧团的一位年轻经理结婚了。
爱情是盲目的。凯恩斯先生的理性似乎被燃烧的激情烧成了灰烬。凯恩斯迅速地掉进了情网。和莉迪娅见面不到两周，凯恩斯就成了她的情人。不到七周，凯恩斯就把莉迪娅搬到了自己住的房子旁边，离他的住所只隔了三个门牌号。
凯恩斯住在伦敦的郊区布鲁姆斯伯利(Bloomsbury)。布鲁姆斯伯利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精英小群体的象征。从1905年到二战期间，一批年轻的剑桥大学毕业生聚居在这里，他们中有文学家、艺术家，也有像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写《到灯塔去》的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芙(Virginia Woolf)和她的画家姐姐Vanessa Bell，写《印度之行》和《没有风景的房间》的福斯特(E. M. Forster)，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y)都是布鲁姆斯伯利的成员。布鲁姆斯伯利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得超过了一般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很自由而散漫的爱情关系。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个个自视甚高、桀骜不驯，号称“无限的才华、无限的傲慢、无限的激情”。当凯恩斯把一个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陌生女子带进来之后，布鲁姆斯伯利成员打心底里不能接受这个外来的物种。
凯恩斯的好友斯特拉奇说，莉迪娅是个“半傻子”(half-witted)。Clive Bell嘲笑她，说Woolworth(一家大型商场)是莉迪娅的“精神家园”。
“莉迪娅的灵魂是一只松鼠。她坐在那里，用前爪不停地两边擦鼻子。可怜的小东西，掉进了布鲁姆斯伯利的陷阱里。她在这里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用心默诵莎士比亚了。看到她坐下来读《李尔王》，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没有一个布鲁姆斯伯利成员觉得凯恩斯和莉迪娅的爱情能天长地久。他们觉得凯恩斯娶莉迪娅，就是对组织的背叛。但1925年，等莉迪娅解除了婚约之后，两个人真的结婚了。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婚姻生活里，凯恩斯和莉迪娅相亲相爱，生活得非常幸福、满足。
凯恩斯在莉迪娅的身上，发现了一种常人难以察觉的光芒。他喜欢莉迪娅的天真烂漫、生机勃勃、聪明睿智。莉迪娅在公共场合也喜欢吸引众人的注意，有时候会故意高声说话，但凯恩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的爱人，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莉迪娅的英语说得都不囫囵，但凯恩斯说，她的魅力之一就是“能用最会意而到位的方式使用英语单词”(the most knowing and judicious use of English words)。沃尔芙等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刻意追求的就是那种无拘无束的波希米亚风格，但莉迪娅才是天生的真正的波希米亚风格。难怪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如此痛恨莉迪娅。
凯恩斯和父母的关系很好，每周都会去看看父母。莉迪娅和凯恩斯的父母关系处得非常好。凯恩斯内心里是渴望别人的赞扬的，他的文章在报纸上一发表，莉迪娅就找来津津有味地阅读。她对凯恩斯说：“读你的东西让我感到自己更加高大”。她甚至把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都读了。她对《通论》的评价是：“像巴赫一样优美”。尽管布鲁姆斯伯利成员对莉迪娅刻薄挖苦，甚至曾经让莉迪娅绝望到了要离开凯恩斯的地步，但她知道凯恩斯离不开他的朋友们，她从来没有对凯恩斯说过抱怨布鲁姆斯伯利成员们的话。凯恩斯的同性恋倾向非常严重，他一生都对年轻的漂亮男孩充满渴慕，但和莉迪娅结婚之后，他没有做出过出轨的事情，为的是守住这份珍贵的感情。他们的性爱生活也充满了情趣。在两个人的通信中，莉迪娅会悄悄地说起凯恩斯“细长而敏感的手指”、“狡猾的嘴唇”、两人在床上的“波动”。凯恩斯和莉迪娅，两个看似完全不一样的人，找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凯恩斯有一次问莉迪娅：“亲爱的，你在想什么呀?”莉迪娅说：“我什么也没想”。凯恩斯哈哈笑起来：“我要是也能这样就好了。”
1937年凯恩斯得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莉迪娅成了他的专职护士，一直照顾着凯恩斯的健康。但目睹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满目疮痍，凯恩斯心急如焚，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珍惜的西方文明从此灰飞烟灭。过度劳累的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1946年的复活节那一天，凯恩斯不幸去世。莉迪娅的心都碎了。她说：“现在我没有了他，只剩下孤孤单单一个人。光芒都已消失。我悲伤。我哭泣。”
凯恩斯去世之后，莉迪娅过上了隐居的生活。她拒绝见记者，不写回忆录，不谈凯恩斯，也不关心芭蕾舞。她只在乡下莳花弄草，头上顶着篮子去买菜，几乎一丝不挂地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次，一群访客执意要来见她。莉迪娅看了看一屋子的人，开始用俄语自说自话。有人提醒她，来的没有一个人懂俄语。莉迪娅漠然地看着窗外，轻声说：“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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