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德文原名: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年11月21日-1834年2月12日，享年65岁)，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生于布雷斯(Breslau，今属波兰)。其父为敬虔派背景的摩拉维亚派(Morovian)牧师。他曾在哈利大学(Halle)学习，受康德哲学的深刻影响;其间又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

　　诠释学

　　施莱尔马赫是德国神学家、语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在诠释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1805和1809/1810年箴言》、《1809/1810年诠释学手稿》和《1819年诠释学讲演纲要》等。作为一个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长期遭到湮没，只是通过狄尔泰富有影响的著作才唤起了人们对他的诠释学思想的注意。但施莱尔马赫作为诠释学之父的重新发现，还要归功于当代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mer)及其弟子基默勒(Henz.Kimmerle，生卒年月不详)。前者阐发了他在诠释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后者于1958年整理并出版了他的全部手稿，使其学说在他逝世120多年后第一次得以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般诠释学

　　施莱尔马赫一般诠释学的建立，得益于一般诠释学的两位先驱人物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1778~1841)和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的前期努力。阿斯特的贡献主要在于明确提出了三种理解的理论:历史的理解，即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它旨在把握精神形成了什么;语法的理解，即对作品的形式或语言和表述方式的理解，它旨在通过语法分析和考证等手段把握精神如何形成这些东西;精神的理解，即对关涉个别作者和古代整体的精神的理解，它属于真正的和最高的理解，因为它将内容(什么)和形式(如何)追溯至它们在精神内的原始的和谐的生命，实现了两者的统一。阿斯特对"精神的理解"的重视，不仅为把理解与解释看做历史精神的重建的观念作了铺垫，而且启示了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理解方法。此外，阿斯特把文字、意义和精神界定为解释的三要素，并在具体的分析中坚持和推进了部分与整体之"诠释学循环"的原则。沃尔夫对诠释学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强调诠释学的实践性质，并区分了语法的理解、历史的理解和哲学的理解等三种形式。与阿斯特不同的是，沃尔夫在语法的理解和历史的理解这两种传统的形式之外，增加了哲学的理解，并将之视为理解的最高形式。在他看来，哲学的理解能够从逻辑上协调前两种理解，使他们所理解的意义保持一致。

　　普遍诠释学

　　然而，施莱尔马赫在创建普遍诠释学方面的贡献显然不是他的先驱们所可比拟的。这首先表现在他使诠释学突破了具体诠释对象的局限性，使之转变为一种普遍适用于一切文本解释的普遍方法论。按照以往的局部(特殊)诠释学的观点，诠释学要求的产生并不是普遍的，因为直接理解是正常的情况，误解只是偶然发生的，相应地，只有某些特殊的文本(诸如《圣经》、法典和荷马史诗)才成为诠释学的对象。但施莱尔马赫却有着相反的富于创意的看法。他认为，由于文本的作者和读者在时间、语言、历史背景和环境诸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个性化存在，从而使得在理解过程中误解成为一种经常的和普遍的现象，误解不仅出现在对诸如《圣经》和《罗马法典》这类复杂文本的理解中，它甚至可能出现在对最简单的事物的理解中。而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诠释学。诠释学作为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不应该受到特殊文本的局限，它普遍适用于一切文本的解释。按伽达默尔的说法，施莱尔马赫要"摆脱所有内容上的特殊性，在一种甚至不为思想怎样流传的方式(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口头的，是用陌生的语言还是用自己同时代的语言)所影响的方法统一性中寻求诠释学的统一性"。这样，诠释学就走出了圣经诠释学、语文学诠释学和法律诠释学的樊篱，由局部(特殊)诠释学转变为一般(普遍)诠释学，由具体的诠释规则和诠释技术上升为诠释方法论。

　　其次，施莱尔马赫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在语法和语义的解释之旁提出并强调了心理的解释在理解过程中的必要性。如前所述,语义学规则在早期诠释学中已经受到关注，它所侧重的是对文本的语言学、语义学分析，然而由于语言本身的流动性和多义性以及语言运用中的个体差异性，无论读者是从读者自身的语境出发还是从读者和作者的共同语境出发来解读文本，都有可能产生某种误读，很难准确把握作者的原意。为了克服早期诠释学中单一的语义学分析带来的局限，施莱尔马赫创造性地提出了心理学诠释的规则。在他看来，要把握作者的原意，关键是要重建作者的语境，只有从作者的语境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解读文本。而语言不过是思想的表达方式，作者个性化的思想之形成和表达，显然主要地受到作者所特有的社会历史情境(包括个体的生命历程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这样，作者语境的重建实际上就转化为作者历史情境的重建。然而，由于社会历史的不可重复性特征，作者历史情境的"物理重建"是不可能的。于是，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作者历史情境的"心理重建"方法。就是说，读者要把握作者在所创作的文本中表达的原意，就必须通过一种"心理移情"的方法，在心理上进入作者创作文本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重建文本与它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施莱尔马赫把一般诠释学的理解任务规定为"主观地重建客观过程"。这样，按照施莱尔马赫一般诠释学的要求，读者不仅要熟知语言学知识，而且还必须对作者的生平、相关的历史文献、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诸方面有精到的了解，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确解读文本，把握作者的原意。

　　如果说施莱尔马赫的第一条贡献得到普遍认同的话，那么，第二条贡献则存在着争议。比如有的研究者指责施莱尔马赫将心理学上的"移情"方法引入诠释学的做法，"给后来的解释学(即诠释学--引者注)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它"煽起了一代又一代人追求古典文化或作品的'原意'的热情"，并且"不肯承认,理解永远是一种更新历史文化的创造"。也有论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恰恰"由于心理学方法参与了理解过程，使得理解活动的主观性，亦即它的创造性方面得到了肯定，扬弃了古典诠释学关于'神圣绝对'的文本意义之假设"。我们认为，撇开把"作者原意"作为理解基本的追求目标是否妥当不论，施莱尔马赫第一次明确肯定了读者主观性的参与在理解过程中的积极意义，把读者的主观性确立为理解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为后来的诠释学从"作者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作了必要的铺垫。在这层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不仅没有成为堵塞诠释学向理解的流动性和创造性开放的障碍，而且实际上构成了诠释学开放和创造精神的最初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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