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常常被人们以「一个国家、二种文字、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政治区」来形容。

　　经过数百年矛盾积累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积怨激化，内战爆发几乎难以避免。这时只需要一个火星，「巴尔干火药桶」就会爆炸。

　　谁擦出了这个火星?克罗地亚足球运动员兹沃尼米尔.博班。

　　民族仇恨弥漫在绿茵场

　　巴尔干地区民族结构非常复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是前南斯拉夫三大民族。三大民族本来同源，却由于曾经被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导致宗教、文字分化。

　　「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成立后，在塞尔维亚族主导的国家政体下，各民族间的仇恨愈演愈烈。这种仇恨和对立，也影响着南斯拉夫国家队的各族球员。

　　1976年欧洲杯，东道主南斯拉夫队一路杀进半决赛。本来足协承诺只要打进半决赛，比赛将由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移师到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举行。

　　结果足协没有兑现承诺，半决赛仍然在贝尔格莱德踢。球队中的克族球员非常不爽，他们消极比赛，南斯拉夫队被联邦德国队逆转，只能去争夺季军。

　　季军比赛到是移师萨格勒布，这回轮到队中的塞族球员为了抗议克族球迷的嘘声，以消极比赛作为报复。结果南斯拉夫队又输给了荷兰队，杯赛期间高开低走的东道主南斯拉夫队仅获得第四名。

　　这时，球场上的仇恨都是以消极对抗来表达，那是因为在铁托的铁腕统治下，联邦内各共和国表面上能和平共处，包括民族矛盾在内的各种问题一直被压制下来。

　　80年代初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一度陷入失去领袖的短暂迷茫状态。塞族和克族的对抗也压不住了，足球成为了克罗地亚人表达民族情绪的重要手段。

　　对于许多球迷来说，体育场就是他们宣泄政治诉求和社会挫折的舞台，而一些政客在绿茵场上发现了机会，开始利用自带火药味的足球运动煽动情绪。

　　祸起国家德比

　　1990年，民族主义者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也不遗余力地鼓动塞族的民族情绪。

　　这种背景下，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与萨格勒布迪纳摩队的国家德比，定于5月13日在萨格勒布马克西米尔体育场举行。

　　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对抗情绪移情到了两支球队身上，多年来两队的球迷对抗，是欧洲公认的足球流氓案例。

　　「蓝色坏小子」是迪纳摩队最激进的球迷组织，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加入了内战中的克罗地亚军队。红星队的球迷组织「勇士」也不是省油的灯，其行为更像是准军事化部队和职业犯罪集团。

　　这次，3千名「勇士」成员从贝尔格莱德赶赴萨格勒布，比赛前一天就在大街上惹是生非。比赛开场前，「勇士」们对着克罗地亚球迷高喊「萨格勒布是塞尔维亚的」，还破坏座椅，向上层观众扔石块。

　　奇怪的是，现场的南斯拉夫警方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激怒了现场上万名克罗地亚球迷，也大大刺激了迪纳摩球员们。

　　21岁的兹沃尼米尔.博班，是当时迪纳摩队中最有天分的年轻队员，出生于克罗地亚南部民族情绪浓厚的小镇伊莫茨基。

　　博班自己提到过，他是读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长大的。博班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回避事情的人，当然也不是一个能隐藏感情的人。

　　国家德比在短短10分钟后便陷入暴力和混乱中，看台上一些早已血脉偾张的克罗地亚球迷看到红星队不断粗野犯规，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率先从看台上冲入场内殴打红星队员。

　　训练有素的塞尔维亚球迷也抄起各种凶器，冲向克罗地亚球迷看台袭击球场内的每一个克罗地亚人。

　　「所有地方都失控了，有一段时间看不到球场上的草，因为全都被砖块和座椅碎片覆盖着」，迪纳摩后卫弗拉多卡普利奇说。

　　混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塞族和克族青年相互间用座椅、石块甚至刀具袭击对方，有些球员也卷入其中。一直袖手旁观的南斯拉夫警方这时终于出手了，他们抡起警棍暴打冲入场地的克罗地亚球迷。

　　当博班看到一名警察正在对倒在地上的球迷大打出手，他跑过去，以空手道的姿态腾起身体，抬起右腿踢向这名警察。

　　飞踹之后，博班灵活地逃脱了警察的追赶，没有受伤。被他袭击的警察并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一名波斯尼亚穆斯林。这名警察事后说：「我完全理解博班为什么会这么做」。

　　确实，这一脚本来只是这个大火药桶里的一个瞬间，却因为登上各大媒体头条，成了这场骚乱的代表性一刻，这也和南斯拉夫警察扮演的角色有关。

　　当塞尔维亚球迷在球场内肆虐时，南斯拉夫警察不为所动。当克罗地亚球迷冲入场地，马上遭到警察们的棍棒痛击。

　　随后警方还调来了军车、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对付迪纳摩球迷，又护送红星队球员回更衣室，随后红星队迅速乘坐直升机逃离了球场。

　　官方的说法是冲突导致61人受伤，其中警察27人，超过100名球迷被捕。但人们普遍相信，在警察各种武器的攻击下，有上千名克罗地亚人受伤。

　　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这一个个场景似乎都是塞尔维亚人享有特权的象征，因此这幅照片极具冲击力。

　　博班后来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那著名的一踹：「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随时准备承受生命和名声可能带来的风险，这全都是因为一个理想——克罗地亚的事业」。

　　因为这脚飞踹，博班被南斯拉夫足协禁赛6个月，错过了1990年世界杯。这一脚也使他声名鹊起，第二年博班加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球队AC米兰。

　　几个国家的诞生

　　前南爆发内战的锅，博班一个人背不起，但也不能否认个人事件对历史进程影响重大。许多人认为博班的这脚飞踹，是克罗地亚独战争之路上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几百万克罗地亚人通过电视转播和报纸看到了博班踢向警察的这一脚，他们意识到博班当天所冒的风险和姿态，民族情绪被迅速点燃了。

　　时至今日，在克罗地亚人看来，这一踢是「反抗塞族七十年统治的象征」，他们的国家在「这一踢」下诞生了。

　　「这一踢」的第二年，无数与博班同龄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交战，大批球迷包括足球流氓加入了各自的军队。

　　当时在萨格勒布指挥「勇士」攻击克罗地亚人的阿尔坎，还成为了残忍的塞族军队领导人之一。阿尔坎后来回忆说：那场比赛之后，我们立即开始武装自己。

　　经过十年内战，南斯拉夫解体为多个独立国家。

　　历史学者认为，当年在萨格勒布的这场国家德比是内战的征兆，塞族和克族同时意识到一个事实：冲突随时爆发，积怨不可调和。而平民百姓想的是，必须马上武装起来准备战斗。

　　「比赛结束后，每个人都清楚什么会跟着到来」，前红星和南斯拉夫边锋德拉甘.扎扎克回忆说，「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很明显，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残酷而血腥的时代即将开始」。

　　足球可以是战争，也可以是和平

　　有句话说足球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人们可能同意这样的说法，也可能反对。

　　至少人们看到，足球场是连接各种宗教、种族、意识形态和地域群体的一个空间。人们可以将球场当成表达仇恨的虚拟战场，而各种规则又保证比赛必须公平而且文明。

　　更重要的是，足球不仅可以宣泄仇恨，还可以创造和平。

　　1914年一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英国和德国士兵踢了一场比赛，双方为此短暂停战。贝利在职业生涯的黄金年代，勇敢地前往正在血腥内战的尼日利亚参赛。交战双方为了看到球王在他们的草地上奔跑，宣布暂时休战。

　　象牙海岸队曾在世界杯赛事前发表声明，要求结束他们家乡的血腥冲突，否则他们不会出赛。这都是足球光明的一面，足球绝不是动员人们拿起武器。

　　当硝烟散去，塞尔维亚前著名球星米哈伊洛维奇的话很能反映人们的心境：

　　「人都是会变的，我总是喜欢把我们跟他们分得很清楚，所以需要有敌人来刺激自己。但是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学到了很多，明白了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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