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称为正定巨型赑屃的这件文物出土于2000年6月，准确地讲它是一尊巨大的赑屃碑座。赑屃长8.4米，残宽3.2米，高2.6米，残重达107吨。在它出土之前，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石碑是邯郸市大名县的《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德政碑》，也称为《五礼记碑》，碑身高6.45米，宽3.3米，厚1米，赑屃碑座高2.2米，重61吨多。正定出土的巨型赑屃比五礼记碑碑座大几乎一倍，称的上是“天下第一赑屃”，出土时轰动了全国。

　　巨型赑屃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这件大赑屃出土于正定府前街的建筑工地上，不久被移置开元寺内。赑屃体态丰满，头略抬，颈前伸，仅头颈部就长2.5米。它大圆眼睛，两只小耳朵向后抿着，鼻头宽、鼻孔圆，两只尖牙外露，大嘴紧闭，给人的感觉不是凶猛，反而有些憨态可掬。赑屃的脖子、腿上刻划了几条褶皱，以表现其肌肤的肥硕;浑圆的腹部雕刻的浅纹向两侧突出，以显示其驮碑所承受的重压。

　　赑屃是一种虚构出来的动物，传说龙有九子，赑屃为其一，又名霸下，形似龟，好负重，因此人们雕刻它来驮载石碑。正定县保存的碑刻众多，那些赑屃碑座，其造型在不同时代亦有不同风格。文物界评价开元寺内这件五代时期的赑屃，雕饰手法简洁明快，造型生动逼真，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赑屃碑座。

　　游人可能很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它背部驼峰的右侧面，有一方高60厘米、宽98厘米的线刻画平面。画面上边部被凿去，但主体仍在。根据后人的临摹，画面正中间是一头威武雄壮的卷毛雄狮，狮子背上端坐一人，应该是画中的主人公，他方圆大脸，短胡子，体健肌丰，腹部鼓起，穿一件圆领长袍，左手捧一个杯子，右手自然地垂放在腿上，目视前方。他的坐骑狮子，脖子上戴着项圈，背上搭着有牡丹花纹的鞍垫，垫上又有莲花式坐垫，狮子的脚踩在圆形踏垫上，富贵耀眼、气派丰凡。狮子右后方有一人，双手用力拉住狮子的缰绳。画中主人的左后方侍立着若干人，有手托果盘的，有托壶的，有执碗的，有执物的。主人的前方，有若干伎乐者，或吹笛，或打鼓，或舞蹈，动感十足，气氛热烈。业界认为，这幅线刻画在有限的空间里刻绘了14个人物形象，布局严谨，主体突出，线条舒展流畅，显示了五代时期的绘画水平和艺术风格，是一幅难得的线刻画艺术作品。

　　巨型赑屃座上是谁的石碑

　　与巨型赑屃同时出土的，有若干块残碑及碑帽，据正定县文物部门推算，碑身找到了约三分之一，碑首找到了约二分之一，其余残块可能压在附近住宅之下，暂时无法发掘。根据县里与这块碑年代较接近的“李宝臣纪功碑”的制作比例，再结合宋代《营造法式》中规定的制作比例，推算巨碑高度(连碑座)达14到15米，宽度在3.6米之内，厚度也有将近1米。假如保存齐全，这将是全国最大的一块石碑。

　　如此大的一块碑，却在碑身、碑首及碑座上残留多处凿痕，明显属人为破坏。那么，巨碑为谁而立?又因何把它凿毁?当时，正定县文保所的刘友恒、郭玲娣所长，都给学者梁勇打电话，请他帮助考证巨碑主人。

　　梁勇首先想到的是成德军节度使王镕。他统治真定38年，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建造这样的巨碑。但巨碑上有“明宗皇帝”的称呼，还有“上在此北京日”字样。明宗皇帝就是李嗣源，他公元926年到933年在位。而王镕是公元883-921年在真定当节度使。也就是说，王镕被杀5年之后，才有了明宗皇帝即位。所以，如果是王镕刻的碑，不可能有明宗皇帝和“此北京”的字样。看来王镕不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梁勇第二个想到的人是卖国贼赵延寿。这个人是幽州刺史赵德钧的干儿子，后唐明宗的女婿，真定人。是他出卖了平山老乡、后唐末帝李从珂，投降契丹。后来当了辽朝大丞相、南朝总管，改真定为中京，欲谋在真定称帝。但是，仔细分析，碑文上的地名、官职，好像和他都不搭界。而且他在真定想当皇帝，仅仅闹了三五天，就被辽世宗灭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造这么大的巨碑。

　　梁勇接下来想到的第三个人叫麻达。他是契丹人，辽世宗委任的中京留后，中京，就是真定。他在真定杀人如麻，残暴如兽，会不会是他在这里刻立一块巨碑以标新立异呢?而且因为他残暴，真定军民被迫起义，要杀了他，结果他逃跑了。会不会是爱国军民为了发泄对他的仇恨，把他的碑砸毁掩埋呢?可是，这块残碑的碑文造型没有任何契丹的特色，反而有些辱骂蛮夷“伪庭”的语言。因此，这个中京留守麻达也不是这个碑的主人。

　　梁勇想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安重荣。

　　安重荣，一个仍未讲完的故事

　　安重荣何许人也?他是后晋石敬瑭时期的成德军节度使。他目睹后梁、后唐、后晋帝王都是由藩镇节度使起家夺取皇位，因此常说“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句话让他在历史上很出名。公元941年腊月，安重荣拥兵南下，要推翻石敬瑭的“伪庭”。石敬瑭急忙派大将杜重威出兵镇压，安重荣兵败被诛，其碑被砸毁则在理所当然之中。碑文中出现的“胜州刺史”官职、“**军节度使、镇深等州观察处置……”等字样，都与安重荣的官职经历吻合。碑文中的“伪庭失德、群盗挺(埏)起”等字样，也符合安重荣反抗“伪庭”、抗击契丹的情节。

　　封建社会的史书将安重荣定性为谋反的叛臣。他为自己立的巨碑，比成德军首任节度使李宝臣的纪功碑还要高大，这也让一些人觉得其霸气外露，目空一切。不过，当代正定文化圈的人，在细读史书之后大声疾呼：不应将安重荣视为反面人物，而应将其视为民族英雄。

　　安重荣反契丹的态度十分明显、不惧张扬。《资治通鉴》有述：“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耻于向契丹称臣，每见契丹使者，必然岔开两腿坐着，谩骂使者，使者经过他的辖境，有时竟暗中派人杀掉。契丹为此责备皇帝，皇帝常常替他道歉谢过。”有一次，安重荣把契丹使者名叫拽刺的抓了起来，并派出骑兵掠夺幽州南境，把军队驻扎在博野县，向石敬瑭上表声称：吐谷浑和东、西突厥等部族不堪契丹欺凌，率众归附，情愿自备人马，与晋军共击契丹。上表有好几千字，大体上都是斥责石敬瑭“父事”契丹，竭尽中国所有向贪得无厌的胡虏献媚。安重荣不光向石敬瑭上表，还把这个意思写成书信，送达朝廷权贵和各藩镇，说已经调兵遣将，誓与契丹决战。

　　此外，安重荣率饥民南下，不像“造反”，更像“请愿”。历史上那些反叛成功的人一般都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要固守自己的城池，搜罗精兵强将，预先储备物资;一定有一些自己的铁杆亲信，他们一定要占据要害部门，一定用在关键时候;一定预先在自己营垒里做好宣传工作，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在朝廷那里做好充分的伪装，等等。但是，以上原则安重荣都不符合。他离开自己的城池，主动暴露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带;他带着一群毫无战斗力的饥民;他没有精兵强将，他的士兵竟然一触即溃，刚一开战部将就卷旗投降了;是年镇州发生大蝗旱，他应当没有足够的物资;此前他毫不伪装自己的行为，还向各地节度使们大肆宣扬。

　　安重荣是契丹痛恨的对象，此前契丹主“数欲亲讨重荣”，直到收到朝廷送来的安重荣头颅才作罢。正定县古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樊志勇认为，安重荣反的是契丹入侵，反的是石敬瑭卖国，虽败犹荣，他的民族气节，值得后世景仰。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这样评价他：“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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