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发生在重庆的一场战役改变了张献忠“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的想法，这年春天，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攻占了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几万士兵反攻重庆，却被曾英部击退。重庆失守，对张献忠来说，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鉴于明朝将领据有綦江、黎雅、叙州(宜宾)等重镇，四川南部沦为弘光政权伙同四川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重要基地。
张献忠对朱明宗室深恶痛绝，入川后即下令：
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为了防范敌探奸细，还推行了严格的户籍、城禁和特务制度。几十万大西军的粮食问题通过没收和打粮这种暴力方式解决，当时的四川，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会触及一般农民的利益，这些情况发生在政权初建，敌对势力尚未反扑时尚没什么危害，可一旦所有反对者在南京弘光朝廷号召下集合起来，趁机反扑，大西政权必然在四川站不住脚。官绅地主是敌对势力，要消灭掉，于是张献忠于1645年举行“特科”，将来成都参加考试的各府县生员约5000多人全部杀光，听说自己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张献忠怒不可遏，又派军队对当地居民实施屠杀。而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流民中的各类人员，自然也难逃被杀厄运。
一旦按下屠杀这个按钮，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就像上了发条的杀人机器一样，再也停不下来。怀疑叛乱的分子潜藏在城市中内应外合，张献忠竟然做出“除城尽剿”的决定，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连西京成都也不放过，《圣教入川记》中，详细记载了西方传教士目睹张献忠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的残酷情形。
为什么张献忠在统治四川前后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学者杨鸿基认为，大西军之所以会发生“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的现象，是由于各地“义兵”把张献忠“所置郡县贼吏”“群起而杀之”的结果，大西军一味用杀戮和剿洗去平息反对势力的方法，恰恰暴露了张献忠“非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也揭示了大西政权的根本弱点。
不过张献忠之屠蜀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的论断，多少有失偏颇。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清军的滥杀无辜，连年兵荒马乱导致的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导致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按顾诚说法，“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
江口之战 为寻宝埋下伏笔
1646年正月，人心尽失的大西政权在四川逐渐失去控制能力，只能把兵力集中在成都附近，为了挽回局势，张献忠命孙可望、刘文秀、王尚礼等率军南征，张献忠亲率大军攻杨展于嘉定，结果在彭山江口被杨展所败，退归成都。就是在彭山江口，张献忠为他的金银珠宝埋下了伏笔。
关于江口之战，清代蜀人笔记多有记载，如彭遵泗《蜀碧·杨展传》载：
“献忠忿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百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交战中，大风起，张献忠船队起火，杨展率数位前锋前往杀敌，张献忠军大败⋯⋯当时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船，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按清人刘景伯考察，张献忠从四川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这些都被装进了张献忠的运宝大船中，交战失败后，千船金银沉入水底，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退归成都。对于张献忠江口所沉金银，杨展并不知情，其后还是通过从张献忠部下逃脱出来的船夫口中得知此事，杨展才开始组织士兵在江口打捞遗金。得益于这一批飞来横财，杨展“自是富强甲诸将。”“于时全蜀，惟嘉定(杨展家乡)不饥”。
由于江口沉银数量之大，乾隆年间，有渔者在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总督孙士毅得知此事后，立马派人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后来在江口河道里，不断有人打捞出明代银锭、金银器等。2005年，江口古镇岷江河道出土的明代银锭，从其铭文可看出来自湖南的沅陵县、湘潭县、巴陵县;湖北的京山、黄冈等地区，为崇祯时期所征解的税银，而且与张献忠转战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侧面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之说。
“杀人魔王”张献忠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生前劫掠财富无数，命陨凤凰山后，竟会以“散落财富”的方式为世人惦记，“施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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