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政策，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孤立主义。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也因此中国的整体国力及发展落后予西方国家。

　　明朝在明成祖至明宣宗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后，实施海禁，并在北方修建明长城，是明朝锁国的象征。

　　1723年(雍正元年)，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并限制贸易，被视为锁国的开始。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西洋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

　　清代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这一观点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写入了教科书，并且形成了一个观点认为“清代闭关锁国”。从相关政策执行中实际的微观行为和宏观效果上看，同样不是。另外，明清两代，明朝虽然在明前期至隆庆开关时期近乎全面海禁，但仍然在隆庆开关时开放了漳州月港一处口岸。明代禁海时期约占75%，开海时期约占25%。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

　　闭关锁国的由来

　　认定中国清代前期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在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接受了这一观点。

　　因此，这一观点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被“学者”们推至明代，写入了教科书。于是，在大多数大陆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常识”：明清时代“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由先进转为落后，以至近代长期挨打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也无从说起，就是说了也立即被主流意识形态淹没。

　　“闭关锁国”体现为对海外贸易的各种限制性政策，其中最严重的是“海禁”，其次为“一口通关”，再次为其他限制性政策。

　　很多文章将“海禁”直接等同于“闭关锁国”。但“海禁”的定义并不是简单明了的。从各种文献看，判断海禁之有无的标准大不相同。有人以有无明文禁令为标准，有人据市舶司或海关的开闭来判断。

　　而且海禁有全面与部分之分，部分海禁又包括对特定港口、海域、航线(如东洋、南洋)或国家(如日本)，及只针对部分特定主体(如本国商民、“红毛夷”、“倭人”)和客体(如某些商品、船只)的禁令。应该指出的是，只针对未经政府允许的走私贸易禁令不应算做海禁(在如此宽泛的定义下，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在实行海禁)。另外，禁令不一定能够有效实施，不同时期禁令实施的力度和效果有所不同，禁令的有无更不等于是否“闭关锁国”。总体上说，明清两代只在明前期、嘉靖倭乱时期和清初近乎全面海禁，时间跨度远短于开海或部分开海时期。

　　明朝时期

　　实施海禁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 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开始的海禁政策 。为了防止沿海反叛势力私通倭寇，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罢太仓黄渡市舶司”; 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颁布“禁海令”，规定：“……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广东广州三处市舶司。明朝海禁时期规定人民不但“片板不许入海”， 甚至民船造得稍大一些就是违法。

　　《大明律》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虽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但大大阻碍了中外民众知识交流发展。当时国人对于“知识”的认识还停留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孔孟书的程度，认为“知识”是一种静态的，稳定的，积累的，可以被归纳于某种二次元等级结构之内。

　　真实情况是“知识”包括产生“知识”的体系是动态的，变化的，自我挑战和调整的，也是需要及时反馈和改革的。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不能满足理性讨论和言论自由，阻碍了信息的自由流动，那么“知识”就会开始腐化，变质，堕落——也就是说，癌症化的“知识”所产生的臭气，远超过产生的营养。

　　隆庆开关

　　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海禁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同年，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不就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

　　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据学界研究，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而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能满足明朝的国内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引致白银大量流入明朝。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明末海禁的废弛。这些政策对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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