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是什么人?为什么说要为蜀汉灭亡负伤责任?
  费祎诸葛亮指定的蜀汉第三位接班人,早年与董允等闻名于世,刘备平定益州后,让费祎辅佐刘禅,而后得到诸葛亮的赏识,被征召到丞相府工作,为诸葛亮北伐奉献力量。

  费祎有着很强的个人才能,他过目不忘,学识渊博,他最大的性格特点是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会泰然自若、处变不惊,即使面对魏国曹爽大军压境,费祎也能从容与蜀汉官员来敏下棋而不慌乱;

  出使吴国时,面对吴国士子的语言上的针锋相对,费祎从容不迫,既不会有如自己作为使者的使命,又没有与吴国官吏发生语言冲突,孙权也断定费祎将来会成为蜀汉的股肱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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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祎掌权之后,能在谈笑间处理国家政务,娱乐、工作两不误,董允想效仿费祎的处事风格,结果导致工作延误,不得不感叹费祎过人的才能。

  对于蜀汉的政务,费祎虽然遵循诸葛亮留下的治国方略治理蜀汉,但他却不主张对魏国频繁使用武力,专注于休养生息,因此对于姜维北伐,常常进行兵力上的限制。

  频繁用兵势必会消耗蜀汉的国力,姜维也常被人指责是在穷兵黩武,因此费祎休养生息的国策是蜀汉非常好的,但另一方面,诸葛亮当初治理的非常好的蜀汉,却又是费祎亲手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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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寿作《三国志》中评价蒋琬、费祎说:“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

  陈寿先是将蒋琬、费祎夸赞了一番,但后面马上就对其进行指责。这样的指责还把后来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给搞懵了。裴松之指出,既然陈寿认为蒋琬、费祎“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应该举出具体事例进行说明,没有记载人家不好的事例,却在结尾说人家不好,让人“不知所谓”。

  裴松之虽然为注《三国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是未能搜集到蒋琬、费祎的反面事例。不过有一个事情,似乎是可以直接指责费祎的不称职。

  费祎处理国政轻松自在,不像诸葛亮、蒋琬那样竭心尽力,也许是因为自身才能过于优秀,什么事在他都能轻松应对,这使得费祎便看轻了许多事情,慢慢的,在治理国家上,就开始变得懒散。懒散到开始频繁“大赦”。

  大赦就是将全国的犯罪人民,无论罪行大小,全都赦免。这种事在古代很常见,但常见于改朝换代当中,用以庆贺皇帝继承大统,收买人心。但费祎总是无缘无故的,就突然来了一场大赦。

  细数蜀汉的大赦次数:223年刘禅登基时大赦,234年诸葛亮去世后大赦,238年刘禅立张飞第二女为皇后大赦,243年费祎为大将军时大赦,246年无故大赦,249年无故大赦,251年无故大赦,254年无故大赦,256刘禅立儿子刘瓒为王大赦,257年无故大赦,258年发现祥瑞大赦,261年无故大赦。

  诸葛亮执政期间,仅有刘禅登基时大赦一次,蒋琬执政期间大赦三次,一次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一次是刘禅立皇后,一次是和费祎权利交接后,费祎执政期间大赦三次,史书中都未记载缘由。费祎死后,姜维主要是负责军事,朝政先后由吕义、陈祗、黄皓等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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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赦虽然可以表现出执政者的仁慈,得到一定的人心,但是被赦免的人,都是犯罪的人,更感恩戴德的是一群罪犯,这些罪犯曾经有过伤害他人的行为,突然被赦免,就会让这些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使得被伤害的人痛心,正义得不到伸张,动摇朝廷的公信力,政治局面不稳定,国家便会从此走向衰败。

  刘备当初平定益州后,便马上让诸葛亮和法正刘巴等人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遗失,无法考量,但是从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当中还是能窥探一二的。

  按《三国志·诸葛亮》:“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诸葛亮治国的一个特点是“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将做好事的发扬光大,做坏事的无论大小都要惩治,正是在这种严厉的法律下,才治理出了一个“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蜀汉。

  诸葛亮和刘备之间的鱼水之交,不仅仅是《隆中对》当中的发展战略,两人对于治国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众所周知的刘备临终遗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奸小恶的危害在于,如果不惩治,那么小恶势必会积累成大恶,更大的危害社稷,因此刘备对于小奸小恶也是极度重视。

  引《华阳国志》:“初,丞相(诸葛)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故亮时军旅屡兴,赦不凸嚷也。”

  除了刘禅登基,诸葛亮执政十二年,一次大赦也没有,以至于有人问诸葛亮为什么不进行大赦。诸葛亮则明确表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并举出之前的刘表刘璋为例,年年搞大赦,对社稷没有丝毫用处。因此,刘备刚一平定益州,就马上制定法律,一改之前益州人民“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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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祎的过错在于,已经有人向他详细分析了大赦的利害关系,但他却仍然执迷不悟。

  按《三国志·孟光传》:“延熙九年秋,大赦,(孟)光於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窃谓斯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祎但顾谢踧踖而已。”

  延熙九年(246)是费祎进行的第一个大赦,蜀汉官员孟光立刻指出,大赦这种事都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但是当下的蜀汉国泰民安,这种时候大赦,非但让蜀汉百姓得不到实际的恩惠,反倒让罪犯逍遥法外,危害社会,是有损江山社稷的行为。

  费祎这个人,是个博爱的聪明人,却听不进去好话,从他没有反驳孟光可以看出,孟光的话,费祎多少是认同的,这当中的利害关系他也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大赦,反而继续将他的博爱发扬光大,连续无故大赦,让有罪行的人,继续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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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汉的灭亡,很多人都责怪姜维频繁北伐消耗国力,但实际上,作为蜀汉治理内政的重要人物,费祎已经在用他的博爱慢慢的将蜀汉推向灭亡,而姜维在费祎执政期间,不过是用不到万人的队伍在作战,所消耗的国有资源非常有限,费祎死后,姜维还有王嗣从羌胡手中获得非常多的战略资源来支持北伐,因此姜维其实对国力没有大的影响。

  而诸葛亮当初北伐,动辄十几万大军,但是他还能做到让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可见,只要将诸葛亮的治国方略进行到底,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保持国库充裕,是可以办到的。

  纵使费祎的才能比不上诸葛亮,但是他却将诸葛亮治国方法的最关键的地方进行改动,频繁大赦导致国家法礼崩坏,内政不稳,逐渐使蜀汉走向衰败。

  蒋琬在世时未能意识到大赦的危害,费祎大赦时蒋琬也没有阻止,致使费祎之后,蜀汉的大赦越来越频繁,最终,诸葛亮辛苦治理的蜀汉,逐渐崩溃。笔者想来,这应该就是陈寿在赞赏蒋琬、费祎之后,突然“莫名其妙”对其进行批评。

  费祎在有人点醒的情况下还不以为然,仍然大赦,其罪过远超于蒋琬;最后又不听张嶷的劝告被郭修刺杀。费祎因为自己的博爱的误了国家,让人痛心;又因为自己的博爱害了自己,却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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