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史
八股文起源于宋元的经义，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
考试的文体并无规格，没要求对仗排偶。当时有的考生主动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被某些历史学家视为八股文发展的开端。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但把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经书中。考试时的文章格式还没有限定对仗排偶。王充耘以《书经》登第，“此乃所作经义程式”。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
例如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年-1487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清朝
清顺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复科举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变。后来的康熙皇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谓其定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后，至清光绪末年始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
新文化运动后，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论。郭沫若《洪波曲》第五章四：“要做出适合领导人们口胃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头痛。”
近代
1941年1月，苏北行政公署颁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娄凝先又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专论。
1942年是解放区公文改革的一个关键年头：不仅在这年年初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而且在这一年开展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大声疾呼整顿文风。毛泽东所提倡的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对公文写作和公文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948年初，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于1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领导亲自动手写请示报告的制度，对公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代
进入21世纪，八股文现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语作文，采用固定的模板来写。甚至一些考试中，如果不采用推荐的格式和模板，阅卷老师就会对此作文打低分。还有学生毕业论文，很多理工科毕业格式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学校就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背景知识，第三章理论基础，第四章实验设计，第五章实验结果，第六章结尾”。这也是八股文现象。
不过八股文，不能被全面否定。也有少数内容和文采俱佳的八股文，如王鳌《百姓足，孰与不足》，表现了重视民生的良好观点。所以有人说“唐诗宋词明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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