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堪称耳熟能详。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是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还是大工业的现代市场经济，这一论断从未失去价值。
在古代，吃饭穿衣是人们的头等大事，而保证农业丰收则是封建帝国的重中之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安史之乱加速了经济重心的南移，但是纵观整个唐朝，帝国的经济重心依旧在北方，而河东(山西)却又是经济发达之地。
如果唐朝各省GDP排名，山西一定名列前茅。
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与核心，根据气候学研究，唐朝大部分时期内的气候相较于现在温暖湿润，处于气候温暖期。
山西地处中纬度地区，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在唐朝气候温暖期内气候条件优越，温暖湿润，特别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山西地形虽然多山，但是也不乏盆地、河谷、台地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势。太原、临汾、运城、长治盆地地形利于农业种植，汾河谷地和黄河沿岸的平坦地区更是农业的中心区。
黄河、汾河等河流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山西在唐朝时期的水利建设更是走在了时代前列。
山西北部地区和山区林草丰茂，是传统的畜牧业区域，畜牧业发达。唐朝时期的山西森林覆盖率较高，山林密布，自然生态环境明显好于现在。
唐朝时期，山西可以种植绝大部分的粮食作物，甚至晋中和晋北都有水稻种植的痕迹。
经济作物的类别和产量也很惊人，大量向周围地区输出。
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粮食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河东道的正仓、义仓储量都名列全国各道之前茅，正仓第一，义仓第三，常平仓第三，这是河东道全境粮食种植全面发展的具体见证。“
由于粮食产量丰富，当时山西不时有大批余粮外运，以接济周边。”
小农经济中虽然农业是核心，但是手工业的发展也十分关键。
唐朝时期的河东地区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
一篇《盐铁论》道出了封建帝国对盐铁资源的依赖，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更是牢牢把握住了帝国经济的血脉。河东地域铁盐资源丰沛，提炼技艺高超，是大唐经济赖以依靠的支柱。
据《山西经济开发史》转引的研究资料介绍，唐时山西冶炼点占全国冶炼点总数的32%，居于全国第二。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在蒲州津蒲关架设的浮桥，“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
河东解州、安邑的盐池是唐朝重要的产盐地，每年的产盐量达到上万斛，除了供给京师长安外，还行销河南、河北等地。
“河东两池上交的盐利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等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中央集权制。”
除了铁盐之外，山西其他手工业发展水平也很高。
采铜业十分发达，有占全国铸炉数40%的绛州和蔚州，绛州铸造的铜钱占全国的绝大多数。彩陶业同样集中，是唐三彩的主要产出地。
纺织业中以潞州最为有名，其产品列为贡品。酿酒业中汾酒、竹叶青早已是全国闻名。
山西手工业的发达制造出大量的剩余产品，从而带动了商业的繁盛，促进了山西经济的整体繁荣。
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再加之于交通运输的方便，一定会带动商业的繁荣。
河东地区物资丰饶，商户云集，市场广布，城市发达。女皇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唐朝山西商人的杰出代表，被誉为晋商的鼻祖。
河东地区贸易的频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也就成了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
当时的北都晋阳是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城市，除此之外还有潞州、泽州、河中府等都是当时的通都大邑。由于地处北部边陲，除了王朝内部贸易外，山西也成为了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主要贸易地。
虽然多山，但是山西境内的交通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不便的。
以太原为中心与陕西、河北、河南以及塞北的大道都通畅无阻。交通的便利方便了人们的游学、外出，扩大了山西与外界的交流，也方便了外地人到是山西定居。
不同文化的交流汇合也使得山西地域风貌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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