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倧(朝鲜语:이종，1595年-1649年)，朝鲜王朝第16任君主(1623年-1649年在位)。字和伯，号松窗，乳名天胤。本贯全州，生于海州，是朝鲜宣祖李昖之孙，定远君(朝鲜元宗)李琈之子，光海君李珲之侄。

　　为政举措

　　政治

　　仁祖即位时，西人党因主导仁祖反正而成为当权的朋党，但仁祖吸取光海君时代大北派垄断朝政的弊端，故而在倚重西人功臣势力的同时亦登用南人党(李元翼、李圣求、李敏求等)、小北派(南以恭、金荩国等)乃至未参加"废母庭请"的大北派(李庆全等)，并征召起用金长生、朴知诫为代表的"山林"儒士，维持着政局的平衡。

　　仁祖朝的"党争"特色并不明显，后人总结"当时朝议，如元宗追崇及讲和斥和之议，虽有异同，不系西(人)、南(人)"。 因此当时政局的主要矛盾是功臣势力和非功臣士人之间的矛盾。 即便在功臣内部也存在对立，如金瑬和李贵、李时白父子的对立、金自点和沈器远的对立等。仁祖采取异论相搅之策，维持着自己的王权。

　　仁祖加强王权最具象征意义的措施是追崇父亲定远君李琈。仁祖反正之后，光海君被废黜而排出王统之外，仁祖是奉仁穆大妃而继位，故直接继承祖父宣祖的大统。仁祖虽然内心还是想追尊父亲为王，但碍于金长生等儒生的反对意见，所以在继位时只是追封其为大院君。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仁祖的生母启运宫具氏去世，朝廷围绕如何服丧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仁祖和李贵、崔鸣吉等绝大多数功臣主张按子为父母标准来服丧，而非功臣的士大夫则主张按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的标准来服丧，其后仁祖想亲自当丧主，又遭群臣反对。此时仁祖根基未稳，均作出妥协。崇祯元年(1628年)，仁祖以表达孝心为由，将追崇定远君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引起群臣强烈反对，理由是定远君没有功德，仁祖也还没建立起功德，没有资格进行追崇。但随着仁祖王权的逐渐稳固，再加上得到了李贵、崔鸣吉等功臣的大力支持，所以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时就无需顾忌反对意见，断然下令追封定远大院君为元宗大王，启运宫具氏为仁献王后，崇祯六年(1633年)获明朝承认，崇祯八年(1635年)祔庙，仁祖总算如愿以偿，通过追崇父母而强化了王权。

　　经济

　　光海君时期曾将按户头征收贡物的贡纳法改为按土地征收粮食的宣惠法，并在京畿道率先实行。仁祖反正后，这一新法改称"大同法"，并计划推行于全国，首先在江原道、忠清道、全罗道实行，设三道大同厅进行管理。然而由于两班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仁祖不得不在天启五年(1625年)中断了在忠清道和全罗道推行的大同法。此后经历孝、显、肃三朝，大同法才被推广于朝鲜全境。

　　崇祯七年(1634年)，仁祖下令丈量三南(忠清、全罗、庆尚三道)土地，以确保税源。次年实行"永定法"，即废止了世宗朝规定的"年分九等"征收田税的规定，无论丰年还是凶年都按"田分六等"的规定来征收田税。仁祖时为了扩大财源，还松动了庶孽禁锢法，颁布《许通事目》，允许庶孽通过纳粟来换取科举考试的参与权。

　　崇祯六年(1633年)，仁祖听从户曹判书金起宗的建议，命令常平厅铸铜钱，是为常平通宝的滥觞，却因"廷议多歧"，很快中止。

　　仁祖时期，全球进入小冰河期，朝鲜自然不例外。如崇德六年(1641年)四月备边司在向仁祖报告时惊呼:"今夫八路大旱之灾，出于三年凶歉之后，两麦已枯，四野尽赤，此诚前古未有之大变也!" 除了不少人因饥荒而饿死外，死于随饥荒而来的瘟疫的人也不在少数，一些地方已出现小规模骚动，有大臣担忧此为"赤眉、黄巾之渐"。 但仁祖对此束手无策，顶多采取削减百官俸禄、中止武器制造之类的措施，并从崇德二年(1637年)后几乎年年祈雨，所幸并未演变为全面的社会动荡。此外每逢灾异，仁祖还下教求言，虽然都表示采纳，却几乎无一付诸实施，引发朝臣不满。

　　文化

　　仁祖在位时，刊行了《皇极经世书》、《东史补编》、《书筵备览》等书籍。同时修复了因壬辰倭乱而毁损的祭器、乐器。

　　仁祖时期的朝鲜也通过中国进一步接触了西方文化。宣祖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朝鲜朝天使臣李光庭就已经认识了利玛窦，但只是带回来了《坤舆万国全图》而已。朝鲜真正意义上接触西洋文化始于在仁祖朝。崇祯三年(1630年)，仁祖为慰问刚从己巳之变解脱出来的宗主国明朝而派遣陈慰使郑斗源出使北京，郑斗源在明登莱巡抚孙元化幕下接触了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翌年他带回了《治历缘起》、《天问略》、《利玛窦天文书》、《千里镜说》、《职方外纪》、《西洋国风俗记》、《西洋国贡献神威大镜疏》、《天文图南北极》、《天文广教》、《万里全图》、《红夷炮题本》等著作及千里镜、自鸣钟、西炮、焰硝花、紫木花等新鲜事物。 此时仁祖正忧心忡忡于后金的威胁，所以只重视其中的西炮(红夷炮)，并为此嘉奖郑斗源。 谏官们则认为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嘉奖，但被仁祖驳斥。 丙子胡乱后，昭显世子入清为质八年之久，也通过汤若望而接触了西方科技与文化，不过由于回国后很快暴死而没有发挥作用。

　　军事

　　仁祖时内外变乱不断，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强化。在军制方面，仁祖即位之时的中央军只有训练都监，仁祖扬言要亲征后金，与明朝"协力讨虏"，于是以李贵为御戎使，招募军队，后来形成了御营军;李适之乱后，为了加强国王的宿卫，又增设总戎厅;在修筑南汉山城的过程中，又增设守御厅。

　　在武器方面，仁祖延续发展火器的方针，大力制造鸟枪，在天启七年(1627年)朝鲜每年生产1000柄鸟枪，到崇祯九年(1636年)每年生产2000柄，不仅如此，仁祖还多次从日本购入鸟枪。丙子胡乱后的崇德六年(1641年)，朝鲜拥有的鸟枪数量已达50000柄。 同时由于明朝限制输出硫磺、硝石，仁祖委派反正功臣完丰府院君李曙负责研制、自力更生，并于崇祯四年(1631年)设别造厅于军器寺，专门负责制造火器并突破火药的技术难关。一个叫成根的军官从辽东难民那里习得焰硝制造之法，为李曙所采纳。崇祯八年(1635年)，李曙编成《火炮式》，收录各种火器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并附以谚解(朝鲜文译本)，附录"新传煮取焰硝方"。然而翌年即爆发丙子胡乱，此书未能派上太大用场。

　　崇祯四年(1631年)，仁祖从陈慰使郑斗源那里得到红夷炮，喜出望外，但在研制方面未有进展。崇祯元年(1628年)，荷兰水手朴渊(Weltevree,J.J.)等三人漂流至朝鲜，仁祖将他们用于制造包括大炮在内的各种武器，丙子胡乱时效力于训练大将具仁垕麾下，除朴渊外的两人都战死了。

　　朝鲜在鸟枪方面的运用更胜一筹，曾在丙子胡乱时击毙清朝额驸扬古利，此点亦为清人所重视，经常征调朝鲜鸟枪手作战。

　　在战略方面，丁卯胡乱之后仁祖采取的主要战略是让出大路、修筑山城、配以火器的防守战略，如移义州于白马山城、移平壤于慈母山城、移黄州于正方山城、移平山于长寿山城，同时强化江华岛和南汉山城两大要塞的防御工事，但在强大的清军面前无济于事。仁祖早就担心清军会直捣汉城 ，丙子胡乱时清兵果然采取此种战术，导致朝鲜土崩瓦解。

　　历史评价

　　朝鲜王朝时期，出于为尊者讳的因素，加上后世的朝鲜君主皆出自仁祖一系，所以当时对仁祖只能采取正面评价，其庙号为"祖"本身就是一种高度评价的盖棺论定。而在现代的朝鲜半岛，对仁祖则普遍倾向负面评价。采取阶级史观的北朝鲜自不待言，韩国也是普遍否定仁祖。仁祖的三田渡之降不仅依然被视为国耻，仁祖本人更被认为要对此负最大责任，光凭这一点就为以民族主义为政治正确的当代韩国所不容。对仁祖的否定评价还与对另外两个人的评价上升直接挂钩，那就是光海君和昭显世子。韩国的主流观点是:光海君采取灵活卓越的外交政策，可以使朝鲜免受后金(清)入侵，而仁祖则囿于仁祖反正的大义名分而陷入对明义理的局限中，故无法像光海君那样发挥灵活卓越的外交政策，导致朝鲜蒙受后金(清)入侵的劫难 ;此后昭显世子在清朝接触了西方先进文物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使朝鲜出现了提前近代化的可能性，仁祖则被考证出是害死昭显世子的凶手，进而扼杀朝鲜近代化的萌芽的账也被算在仁祖头上。 仁祖在两次胡乱时逃跑、降服及害死昭显世子夫妇使他在当代韩国被视为执着权力、刻薄无情、罔顾百姓的昏君。如此一来，仁祖成为朝鲜王朝27代君主乃至朝鲜半岛历史的君主中形象最差的一位。只有极少数学者(如吴恒宁)对仁祖以肯定评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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