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任财政部长
政策与政绩
汉密尔顿为结束美国财政混乱不堪的状况做出了卓越贡献。1789年当他任财政部长时，国库空空如也，战债积累不堪重负，信用濒临崩溃。他向国会呈交一系列报告，提出了他的关于整顿财政与发展经济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使长期积压的债务问题得以解决，重建了美国在国内外的信用，健全了金融体系，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财政管理制度，国家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从根本上结束了财政混乱状况，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密尔顿积极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因为他的财政政策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紧密联系。美国独立后，在经济上仍不能摆脱对英国的依赖，进出口贸易主要与英国进行，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进口税，如果与英国发生冲突，汉密尔顿刚刚建立的财政大厦顷刻就会倒塌，因此他主张与英国保持友好。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不久，欧洲战争爆发。在他的极力主张与推动下，华盛顿总统立刻发布了避免美国卷入欧战的“中立宣言”。其后不久，美英之间出现战争危机，他又积极推动签订了美英《杰伊条约》，使战争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他为美国早期外交注入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告诫国人：没有固定的朋友，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敌人。无论何时，都要坚决把美国的现实利益作为处理外交关系的重要准则。美国还是一个太年轻的国家，它需要时间成长，因此要极力避免卷入欧洲的冲突。他的这些思想被明确的表达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里，成为美国孤立主义外交路线形成的思想基础。
在建国初期，汉密尔顿是最早洞察到英国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的深远意义的政治家。他向国会呈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论证了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提出国家扶持制造业发展的措施。这一报告体现了汉密尔顿预使美国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的强烈愿望。可惜，他的这一报告没有被国会采纳，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感受到发展制造业的紧迫性。他的报告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冷漠。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当美国工业革命开始起飞的时候，这个报告成为美国人热切研究的文件。弗农·帕林顿称汉密尔顿似乎是美国18世纪领袖中的“最现代化的和伟大的美国人”。可以说，汉密尔顿是美国建国初期的资本主义代言人。
美国金融战略
1790年4月18日，33岁的美国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走出位于百老汇大街的乔治·华盛顿总统官邸(纽约是当时年轻合众国的临时首都)，恰好撞上47岁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
两人寒暄几句，心直口快的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对杰斐逊说：“国务卿先生，请求您帮帮我吧。您知道，我提交的国债法案，国会四次辩论都未能通过。如果您能够改变主意，凭借您的巨大影响力，下次辩论就有望过关啊。”“财长先生，您知道，我连宪法都反对，何况是您的国债法案呢，宪法并没有授权联邦政府承接独立战争时期的联邦债务和各州债务啊。不过，您要是乐意的话，明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晚餐，聊聊这事儿，我也打算请麦迪逊先生一起来。”“太好啦，国务卿先生，我一定准时赴约。”
汉密尔顿喜出望外，他知道机会来了。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宣告成立还不到1年，各州为争夺永久首都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谁都明白：赢得合众国永久首都将带来多么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论经济实力，纽约最强，不仅仅因为它已经是临时首都，是当时北美最发达、交通最便利的城市，而且纽约市为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联邦首都，已经投入巨资，自然势在必得。
而论政治实力，却是弗吉尼亚占优。弗吉尼亚不仅为独立战争做出了最大牺牲和最大贡献，而且有数位声望卓著的建国之父来自该州，最著名的当然是华盛顿、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这三人都热切期望合众国的永久首都迁入弗吉尼亚州。假若纽约州能够配合，则大事可成。汉密尔顿知道杰斐逊就是要和他谈这个交易。
果然，第二天晚餐时，杰斐逊和麦迪逊明确提出“交易”条件：如果汉密尔顿愿意说服纽约州支持弗吉尼亚州成为合众国永久首都所在地，麦迪逊将不会“过分执着”地反对汉密尔顿的法案。汉密尔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几天后，美国国会顺利通过汉密尔顿起草的《公共信用报告》，华盛顿总统立刻签署成为法律。国债市场迅速崛起，成为美国金融货币体系最根本的支柱之一。
人类历史上，总有极少数天才人物之思维和战略，远远超越他的时代。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之间的著名“交易”充分说明：即使是像杰斐逊和麦迪逊那样杰出的人物，也不能理解汉密尔顿倾全力创建国债市场之深谋远虑，当时能够明白汉密尔顿天才构思的人物可谓少之又少。
纵然是20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可能也只有那些金融精英们才真正懂得汉密尔顿“金融战略”的极端重要性。今天，当我们激烈辩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美元汇率、全球失衡、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关乎所有国家最高利益之重大问题时，我们绝对有必要重新反思200多年前汉密尔顿的金融思维。
汉密尔顿为美国构建的货币金融体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统一的国债市场;其二，中央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其三，统一的铸币体系(金、银复本位制);其四，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其五，鼓励制造业发展的金融贸易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汉密尔顿自始至终从整体国家信用角度来设计五大政策和制度安排。他说：“一个国家的信用必须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协调，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一样，一根树枝受到伤害，整棵大树就将衰败、枯萎和腐烂。”
汉密尔顿的五大支柱共同支撑起美国金融体系的参天大树，最终成长为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元霸权体系。国债市场是国家整体信用优劣的最佳指示器;中央银行负责维持银行体系和货币供应量之稳定;统一的铸币体系(后来是美元纸币体系)极大降低金融贸易之交易成本，促进金融、贸易、产业迅速发展;税收体系确保财政健全和国债市场之良性循环;制造业则是金融货币的最终基础。
汉密尔顿的金融哲学基于他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史尤其是英国崛起经验的深刻把握。早在出任财长之前，汉密尔顿就写道：“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后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经济发展之关键是最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动员和配置资源的最佳手段就是信用体系。一个人拥有最高信用，他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人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个企业拥有最高信用，它就有无限的资源来扩张;一个国家拥有最高信用，它就能够动员全球的资金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汉密尔顿早就深刻洞察了金融和信用的本质。历史很快验证了汉密尔顿的先见之明和高瞻远瞩。18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还是一塌糊涂，到了1794年，欧洲投资者就给美国国债和整个金融市场以最高信用评级。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宣称：“美国国债运转良好、安全可靠;美国政府对国债市场的管理是如此规范，美国经济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担心美国国债的安全性。”正是国家信用的完善刺激欧洲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
美国著名政治家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经如此评价汉密尔顿金融战略对美国的重要性：“汉密尔顿创建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富强的神奇密码。他叩开信用资源之门，财富洪流立刻汹涌澎湃。美国人民满怀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满怀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们钟爱的希腊神话。然而，汉密尔顿创造的金融战略比希腊神话还要美妙、突然和完美。他那不可思议的大脑灵机一动，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
美国两党斗争
汉密尔顿在政治上是比较保守的，是一位保守的共和主义者。他曾在制宪会议上公开宣称，“英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杰斐逊派据此指责他为“君主主义者”和企图将英国式的君主制引入美国。尽管他赞赏英国制度，但是他从未建议在美国建立君主制。他拥护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但是，由于他对人民和民主制度的极端不信任，他主张建立的强有力政府是高度集权化的。
汉密尔顿是个有鲜明个性的人。他思维敏捷，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有斗争的勇气和不倦的精力，对于为之奋斗的事业，有牺牲与奉献精神。他有许多值得称颂的品质，然而他也有极其突出的缺点和不足。他性格耿直，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脾气急躁，一些作法不免失之谨慎;他不怕困难和任何阻力，敢于斗争，可是对不同意见，他也毫不容忍，不懂得妥协的重要性。作为政府官员，他直接参加党派论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同时政府官员的杰斐逊。1800年总统大选中，他又公开发表小册子直接攻击自己党的总统候选人亚当斯。这些冲动的做法，不仅使他失去许多追随者，也损害了他自己的声望。
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的出台，引起了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形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两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为政党领袖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斗争中当然首当其冲。两位领袖成为强硬的敌手和“死对头”。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两位伟人的激烈斗争构成了极其引人注目的历史篇章。两位伟人尖锐对立，根源在于两个人有不同的社会理想及不同的建国方略。杰斐逊的政治理想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汉密尔顿则想把美国建设成象英国那样的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强国。两人在建国方略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人有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建设的方针与主张。在政治领域，杰斐逊从对人民的高度信任出发，极力主张加大民选的立法议会的权力以有力制约行政部门;汉密尔顿则从对人民的极端不信任出发，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化的行政部门以有力制约民选的立法议会。在经济领域，杰斐逊想走农业立国的道路;汉密尔顿则想走工商业立国的道路。两位伟人处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这两位伟人之间的尖锐斗争，孰是孰非，200年来吸引了美国众多学者的注意。学者们不惜笔墨写出大量鸿篇巨著，对两位伟人做出评价，并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角度分析两位伟人斗争的实质与意义。
总的说，特别是在“进步学派”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界明显存在着“抑汉扬杰”的倾向。二战后，“进步学派”的地位发生动摇。近几十年来，有众多美国学者写出赞誉汉密尔顿的著作，纠正了“抑汉扬杰”的倾向。随着世事的不断变迁，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同时不断对过去进行反思，纠正偏激看法。美国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达成这样的共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都是建国时代的伟人，都对美国历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虽然这两位伟人尖锐对立，其结果是“相辅相成”。路易斯·哈克认为，美国已从不同角度接受了两位伟人的影响，如果美国人相信政治民主化是不可缺少的，就得承认杰斐逊的不朽贡献;如果美国人相信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有尊严的政治是必要的，就得承认汉密尔顿的不朽贡献。“两个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我们都是杰斐逊者，我们都是汉密尔顿者。”纳尔逊.布莱克说，“像汉密尔顿、亚当斯和马歇尔这样的联邦党人，都为他们的国家很好的尽了力。尽管他们并不信奉民主，但是，他们的积极进取的国家主义有助于创建一个强大的、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最后能够被引向民主目的。”尽管在美国仍有学者对汉密尔顿的历史地位提出挑战，但已不属于美国史学界的主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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