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是中国明朝永乐皇帝登基的第三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在经过“靖难之役”后，开始趋稳，然而，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这一年却仍是个大事频频的年份。这一年，中亚地区帖木儿帝国的奠基人——帖木儿皇帝(Tamerlane)，刚刚去世。他在位期间，周边所有强大的帝国，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在内，无一可撄其锋。他建立了一个从印度德里到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虽败于帖木儿，但国本未失，仍然横亘在欧亚交界处上。而欧洲诸国大都自顾不暇：意大利正忙于岛内党派竞争;英吉利与法兰西仍在旷日持久的百年战争中苟延残喘。即使是后来开辟所谓“新世界”的西班牙仍在忙于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
这些大事件都发生在亚欧交流的大通道“丝绸之路”上。按照世界史学者的看法，这一年，亚洲、非洲和欧洲处在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陆路不通，唯从海上寻行。也正是这一年，郑和始下西洋，开启了世界史上沟连亚洲、非洲、欧洲海上通道的首次尝试。其首泊站即为占城。
古时候的西洋，在中国的历史上主要是指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广大海域，这一地区曾经出现过很多的国家。中国自汉代开始，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占城(Campa)又称占婆补罗(Campapura)、占婆等，是占族人在越南中南部地区建立的古国。14世纪时与临近的北部安南国战乱不断，1471年安南占领占城国都毗阇耶，占城灭国。至此，占城国变成一个历史符号仅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但是历史却无法湮没几百年前郑和一行人在占城留下的足迹。
《明史》记载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经过：
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
《天妃灵应之记》碑
《明史》的这段记载突出了占城在此次航行的重要地位，无独有偶，郑和在第七次出使西洋之前，曾停泊在福建长乐，等待顺风时便起航。在此期间，郑和写下了《天妃灵应之记》并立碑于长乐南山宫殿中，碑文也是把占城国放在了其航程的第一站，碑文曰：
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郑和的翻译官——马欢，浙江会稽人，字宗道，自号会稽山樵，回族，因通晓阿拉伯语，担任“通事”(翻译官)一职，曾三次跟随郑和远航，他历涉诸邦之时，注意观察各地的风土人情，并留下著名的《瀛涯胜览》一书，《瀛涯胜览》开篇第一章即是“占城”，其中写道：
占城国在大海南，南距真腊，西距交趾，东北际海，自福建之长乐县五虎门发舟西南行，顺风约十日可抵其国，国东北百里，有海口曰新州港者，港岸立石塔为标，船舶停于此⋯.西南百里至王城，即占城。
无论是《明史》的记载，还是郑和所撰写的碑文，不管是马欢的随行笔记，亦或是郑和七下西洋路线图，占城国都是作为海外停泊的第一站记在史料中的，因此郑和船队在国外的首泊站即是占城，这一点毋容置疑，那占城何以能成为海外停泊的第一站?
从地理位置和中国古代的海上航线来看，越南的中南部海岸地区历来是中国至东南亚海上线路的第一停泊站和必经之地。14世纪越南人黎崱著《安南志略》，书中记载：“占城国，立国之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
早在两汉时期，《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中国至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路线，从雷州半岛乘船出发，沿着越南的海岸线南下，经过柬埔寨、泰国，到达马六甲海峡，之后北上到斯里兰卡，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朝已初步定型。到唐宋时期，广泛使用罗盘针，造船与航海技术也显著提高，宋代史书中多有占城与宋朝往来频繁的记载，赵汝适在《诸藩志·占城》中写道：“占城，东海路通广州，西接云南，南至真腊，北抵交趾，通邕州;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迄至元代，诸国海船亦多停靠占城，《元史》记载，“自泉州向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周达观随使臣赴真腊，在其著作《真腊风土记》中记道：“自温州出发历福建、广州诸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达占城。由占城顺风半月可至真蒲，‘乃真腊之境’。”到了明朝，郑和承袭前人的海上航行路线，并把拥有优良海港的占城选为海外第一停泊站。此外，占城之所以成为郑和船队每次出航的必经之地，还与其和明朝的关系分不开。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随行的马欢在其《瀛涯胜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当船队靠岸，郑和宣读永乐皇帝的诏书，对占城国王及其臣下进行赏赐时，占城国王“下象，膝行，匍匐，感沐天恩，奏恩方物”。占城国王有如此感激涕零的举动，究其原因，还得从占城与安南的关系说起。
15世纪初，占城不断受到北部安南国的侵扰，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多次遣使向明朝求救。安南，即越南古称。明朝时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占城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两国一直交好。而安南国王一直由陈氏家族世袭，洪武末年，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把持。1400年，安南黎氏家族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还不顾明王朝的一再劝告杀害前朝陈氏的唯一宗亲陈天平，向北不断骚扰明朝边境，向南侵占了占城的大片土地。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朱棣自然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对自己比较友好的国家，这个国家正是占城。
郑和于永乐四年四月到达占城，在占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一直在安南、占城沿海巡弋，大造声势以迫使安南从占城撤兵并归还侵占的土地。在占城国的一再求救下，明王朝决定出兵来缓解两国的紧张局势。1407年明成祖遣兵与占城国一起讨伐安南，夺回了不久前被安南侵占的占城土地。大明王朝帮助占城国度过劫难，占城国王自然对郑和使团感激涕零，更何况还有来自天朝慷慨的赏赐，如是，便不难理解占城国王的举动了。
婆那加占婆塔(PoNagar)，建于公元7—12世纪间，是印度教的建筑。婆那加是音译，也译作天依女神庙。这里供奉的是天依女神，她是庇佑占婆王国南部的一位女神。
作为郑和下西洋的第一站，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占城国也因其丰饶的物产，得以闪耀在东南亚之滨。
“气候暖热，无霜雪，常如四五月之味。草木常靑，山产乌木、伽蓝香、观音竹、降真香。乌木甚润黑，绝胜他国出者。伽篮香惟此国一大山出产，天下再无出处，其价甚贵，以银对换。观音竹如细藤棍样，长一丈七八尺，如铁之黑，每一寸有二三节，他所不出。犀牛象牙甚广……”
这是《瀛涯胜览》中对于占城国气候与物产的记述，其中所提到的乌木、伽蓝香、观音竹、降真香都是当时占城国上好的特产。乌木又称乌文木、乌角，多产自东南亚地区。乌木兼备木的古雅和石的神韵，有东方神木和植物木乃伊之称，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十大神木之一。乌木是在缺氧、高压状态下，在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经长达成千上万年炭化过程而成，故又称炭化木。历代都把乌木用作辟邪之物，制成工艺品、佛像或是护身符。古人有云：家有乌木半方，胜过财宝一箱。
伽蓝香又称为迦阑香、奇楠或棋楠，奇楠是最上等的沉香。一万株沉香树中只有一、二株可结成奇楠，十分难得。《四库全书》曾记载，占城奇楠为极品。自古也有“占城奇楠，一片万金”的说法。元明时期不少海外闻录都记载了“占城产物中有茄蓝木”、“奇蓝香出占城等国”等。郑和下西洋时，担任随行翻译通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也提到占城出“伽蓝香”：“奇楠香一山所产，酋长差人看守采取，民下不可得，如有私偷卖者，露犯则断其手。”奇楠的珍贵可见一斑。据说古时皇帝床上必备三味香料——麝香、龙涎香、奇楠香。而奇楠沉香具有镇静提神的作用，更被传有唤魂之功效。此外，奇楠香作为一种重要的香材，也用于皇室祭天、祈福、礼佛、拜神等活动。
降真香，又名紫藤香、鸡骨。这种香料是植物受伤后，分泌油脂修复伤口所结，一般要几十年才能结香，异常珍贵。明代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校注》，书中详细记载了二十三个南洋诸国向大明皇帝进贡的史料。如占城国，在明正统年间，其国袭封，遣使行礼。其贡物有象牙、犀牛角……奇楠香、土降香。
2008年琼海渔民在西沙附近的海中第一次发现真正的降真香。据判断，这些降真香已沉水约六百多年，它们不但为研究降真香提供了实物例证，也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此外，马欢有一段对于菠萝蜜的描写，甚是有趣：“果有梅、橘、西瓜、甘蔗、椰子、波罗蜜、芭蕉子之类。其波罗蜜如冬瓜之样，外皮似川荔枝，皮内有鸡子大块黄肉，味如蜜。中有子如鸡腰子样，炒吃味如栗子。”
郑和的海外交流朝贡色彩浓厚，除了中国对占城的赏赐与朝贡互动外，在占城民间，从中国来的青瓷、丝绸、茶叶等物品，也是上层贵族非常喜爱的东西，买卖常以七成淡金或银换易，可见其珍贵。
郑和七次南下西洋，是明代对外交流中的重大事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与延伸。占城国，一个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国度，既见证了中国明代航海业的兴盛与发达，也见证了郑和之后明清两代远洋航行的后继无人，以致在此后的岁月中，将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广阔水域拱手让与欧人之手，一直到二战以后，情况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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