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

　　三一运动最早的发轫是在日本，一战结束后，留日朝鲜学生看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过去被奴役的国家获得独立时，不禁热血沸腾，高呼：“时候到了!现在正是时候!”1919年1月6日，朝鲜留学生在朝鲜基督教青年会(YMCA)会馆集会，决定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向日本政府和各国驻日使节请愿，并起草了独立宣言，决定于2月8日行动。这就是《二八独立宣言》，这个独立宣言称：“若日本不应吾族之正当要求，吾族将与日本血战到底。”1919年2月8日，他们将请愿书和宣言书寄送日本内阁和各国驻日使馆，下午2时在东京朝鲜YMCA讲堂举行了留学生总会，发表了独立宣言书。但很快就被赶来的日本警察强制解散，逮捕了许多学生领袖。随后留日学生又举行几次集会，但都被日本人破坏了。这就是“二·八独立运动”。二·八独立运动是三一运动的先声，有力推动了朝鲜国内独立运动的开展。

　　朝鲜国内的独立运动也在1918年底开始酝酿，京城府(今韩国首尔)的青年学生利用辞旧迎新的机会，聚集在教堂或郊外讨论国际形势和恢复主权、争取独立的道路，甚至许多学生寒假都不回家，“滞留旅馆，密访同志，托以忘年会及迎新会，而叩其意，向吐其肝胆”。随着京城学生间的串连越来越广泛，各校学生也趋于联合。1919年1月6日，也就是留日学生集会起草《二八独立宣言》的同一天，延禧专科学校学生金元璧、普成法律商专学生康基德、京城医专学生韩伟健与普专学生朱瀷等，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朴熙道等社会人士在中国饭店大观园聚会，就国际局势与推动独立运动问题进行了首次正式讨论。而此时天道教等宗教界人士也决定展开独立运动，从1919年1月上旬开始，天道教教主孙秉熙与其助手吴世昌、权东镇与天道教所办的普成中学校长崔麟等人见青年学生为争取独立暗潮涌动，他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开始计划展开独立运动。但是天道教并不打算与学生合作，其教主孙秉熙在1月20日说：“学生少年即使搞运动，不仅不能成功，反而扰乱社会安宁。我们现在如有出众的同志，还是向政府提意见书为好。”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孙秉熙命令崔麟负责联络社会精英，也就是所谓的“出众的同志”，企图让他们出面签署给日本殖民当局的请愿书。崔麟先争取到了中央中学校长宋镇禹和该校教师玄相允的合作，不愿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崔南善也决定投身独立运动并为其起草独立宣言。但按照孙秉熙的想法，他们企图动员朝鲜王朝时期的重臣金允植、韩圭卨、尹致昊、朴泳孝等人，甚至包括天字第一号卖国贼——李完用作为“民族代表”参加独立运动，但都没能成功。

　　就在这时，曾在位44年的前大韩帝国皇帝李熙(朝鲜高宗)突然去世，其消息于1月22日公布。日本官方宣布李熙死于脑溢血，但民间普遍传言李熙是由于企图派代表到巴黎和会而被日本人毒死的。日本人甚至还宣布在3月3日以日本古礼为李熙举行国葬。李熙之死极大刺激了朝鲜人民脆弱的心灵，反日情绪陡然升级。就这样，高宗李熙之死成为了加速独立运动的催化剂，也成为三一运动的导火索。

　　就在此时，留日学生宋继白回到朝鲜京城，带来了《二八独立宣言》，秘密给各界人士传阅。京城的青年学生和天道教人士看了之后都大为振奋，决定加快行动。1919年1月25日，京城学生举行了第二次大观园聚会。以这次聚会为起点，青年学生的独立运动由酝酿阶段转入正式行动。2月12日和14日，学生们在医专以音乐会为掩护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委托朱瀷起草独立宣言，以学生为主体展开示威运动。而天道教方面则寻求与李升薰为首的基督教(耶稣教)徒合作，经过多番磋商，终于在2月24日实现合作，同时他们也吸收了以韩龙云为代表的佛教势力，形成了三教联合的局面。从25日到28日，由孙秉熙、崔麟联合的33名各教派代表(天道教15人，基督教16人，佛教2人)以“民族代表”的名义下崔南善起草的《独立宣言书》(《己未独立宣言》)上签名。他们决定在1919年3月1日利用各地“奉悼民”涌入京城参加高宗葬礼的机会，在京城市中心的塔洞公园举行群众集会，发表《己未独立宣言》，展开示威和请愿运动。同时，由于中央基督教青年会对青年学生影响较大，加上2月26日金元璧与“民族代表”之一的朴熙道接触，青年学生决定与宗教界33名“民族代表”联合，同时废弃了自己起草的独立宣言，统一为《己未独立宣言》，同时又决定在参与3月1日由宗教界发起的运动的同时，在3月5日由学生单独组织一次示威运动。

　　但是，学生和宗教界的联合是间接的、仓促的。在2月28日宗教界“民族代表”于孙秉熙家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朴熙道汇报了青年学生将参与运动的状况。孙秉熙一如既往的害怕学生运动，竟以可能发生“不测事件”为由，临时将他们发表宣言书的场合改在了塔洞公园附近的高级饭店泰和馆。他们不参加群众集会。

　　爆发

　　1919年3月1日上午10时，京城塔洞公园聚集了约3000名学生和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等待宗教界“民族代表”发表《己未独立宣言》。因为此时正值为高宗举行国葬的时期，京城府涌入了数十万“奉悼民”，人流拥挤，因此日本殖民当局没有注意集会的异常，这在“武断统治”时期也是绝好的一次集会机会。然而等到下午2时，约定的举行宣言发表仪式的时间已到，“民族代表”迟迟不来。学生代表康基德、韩伟健等3人得到消息后前往泰和馆质问这些“民族代表”，并邀请他们前往塔洞公园，但孙秉熙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孙秉熙说道：“青年人即使以暴力引起骚扰也不会成功。我们不能和你们共事，请你们注意。”

　　在“民族代表”拒绝出席的情况下，青年学生便义无反顾地单独进行独立宣言发表仪式。2时30分，儆新学校的毕业生郑在镕登上塔洞公园的六角亭，庄严地向群众宣读《己未独立宣言》。这个由宗教界人士委托崔南善撰写的独立宣言书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的利益，充满了妥协主义、和平主义的色彩。《宣言书》虽然在劈头明确宣布：“吾等兹宣言：我朝鲜之为独立国，朝鲜人之为自主民，以此告于世界万邦，而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于子孙万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权。”并谴责“食丙子修好条规(江华条约)以来时时种种之金石盟约，日本之无信固可罪也”，“贪征服者之快，无视我久远之社会基础与卓荦之民族心理，日本之少义固可责也”。但是它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斗争口号，而侈谈抽象的“人道”、“人类通性”，并表明无“怨尤他人”、“惩办宿昔”之暇，仅声明出于“严肃的良心之命令”，要求“改善匡正错误状态，归还自然又合理之正经大原”。李基白评价这个宣言书：“并没有煽动反对日本残酷殖民统治的复仇行动”“正如附在宣言后的‘公约三章’所保证的坚决要求自决的韩国人民不采取任何排外的手段、人人始终恪遵共同协议，为了民族的尊严和荣誉而秉持光明正大”。

　　当郑在镕读完独立宣言书正文，开始读“公约三章”时，台下一个人高举手臂，群众就振臂高呼道：“大韩独立万岁!”群众的情绪顿时就被调动起来，斗争气势空前高昂。读完以后，学生和群众走出公园，分3队举行游行示威，沿途的市民纷纷参与，最后示威人数竟达到30万之众。游行学生和群众一队走向外国领事馆集中地街道;一队走向德寿宫;一队走向日本驻朝军队司令部。游行队伍挥舞着匿迹9年的国旗——太极旗，边走边高呼

　　“大韩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等口号，并一路散发独立宣言书等宣传品。他们在德寿宫的高宗灵柩前行礼，山呼万岁;在日本驻朝军队司令部和美国领事馆前，一名高举太极旗的青年当场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韩独立”4个字。此外，有些青年发表街头演说，号召更多人参与独立运动，而许多妇女端茶送水，慰问示威群众。这天京城电气公司的电车售票员和司机举行罢工，许多公司、工厂的工人也罢工支持学生和群众的示威运动，整个京城交通中断，市政陷入瘫痪状态。金允植对当日情形记录道：“午后三时，忽有呼噪之声，喊叫动地。使人探之，各学校生徒会于钟路，呼大韩独立万岁，或聚于塔洞公园，或演说于大道上。相率至大汉门(德寿宫正门)，闯入呼嵩;一派至昌德宫外呼嵩，历美、法领事馆，出至南门驿，延亘十里，巡査、兵丁示威而已，无以禁止。将独立宣言书数万张，家家投传。其一张，天道教主孙秉熙为头，佛教、耶稣教人亦多参入，大要以独立为趣旨;其一张，语极惨凛，终以报雠雪耻为辞，此则但书国民会，不书姓名，终日叫呼，爻象危险。道傍观者如麻，乡中妇孺，亦皆踊跃，拍手喝彩”。

　　然而，就在京城逐渐被“独立万岁”的洪流淹没时，以孙秉熙为首的29名“民族代表” (吉善宙、金秉祚、刘如大和郑春洙4名“民族代表”在外地或在赶赴京城的途中)在泰和馆单独举行独立宣言发表仪式。他们诵读了《己未独立宣言》，韩龙云站起来，作为独立的祝辞讲了几句，然后三唱万岁。仪式结束后29名民族代表就餐，其间崔麟让泰和馆老板安淳焕给朝鲜总督府打电话通报了民族代表开会的时间、地点，以表明和平请愿的“诚意”。不久后日本警察就前来将正在用餐的29名民族代表全部逮捕。他们在三一运动中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在3月1日这一天，京城市民游行示威始终是和平的，秩序井然，未发生暴力活动。但日本总督府得知消息后马上出动军警采取镇压行动，除了全部警察宪兵以外，还出动驻龙山的3个步兵中队、1个骑兵中队进入市区驱散示威行动，逮捕了130多名示威群众。黄昏时分，京城的游行示威由市中心向郊外扩散，一直持续到深夜11时。

　　同日中午，朝鲜平壤市民在崇德学校操场集会，宣布朝鲜独立，并展开大规模游行示威，义州、元山、南浦等地也爆发了示威活动。三一运动就这样在京城和平壤点燃了火焰，逐渐扩大为全民族的反日起义。

　　扩大

　　尽管日本殖民当局在3月1日京城市民的游行示威中进行镇压，但京城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按照原计划在3月5日展开第二次游行示威。这次示威的规模比第一次更大，冲突也升级了。3月4日上午，学生领袖在京城培材学堂开会，部署了3月5日的示威行动，并选定康基德和金元璧为游行总指挥。而平壤的学生在组织了3月1日的游行示威以后，乘火车前往京城参加3月5日的示威活动，史料记载：“来京的平壤学生指责京城学生的行动太缓慢，并扬言从各道组织敢死队鞭策京城学生，大大地推动运动以达到最初提出的目的。”就这样，3月5日，由京城和平壤的青年学生组织数万群众涌向南大门(崇礼门)，于上午8时开始在京城市内游行示威，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要求朝鲜独立。康基德和金元璧坐着人力车，高举着大书“独立万岁”的大旗指挥了游行队伍。一路上学生向群众散发《新朝鲜新闻》《国民大会》《警吾二千万同胞》《独立宣言书》等传单，进行宣传鼓动。但是日本的镇压也更加严厉，日本殖民当局再度调动军、警、宪力量血腥镇压示威活动，逮捕了康基德和金元璧等学生领袖，同日晚又抓获了正在聚会的学生63人。根据朴殷植的记录，在当天示威期间，一名女学生高举太极旗，高呼独立万岁，一个日本兵用剑砍了她的右手，她便用左手举旗高呼万岁，日本兵竟又砍断她的左手，“犹连呼不已”，充分表明了朝鲜人民追求独立的决心和日本殖民者的残忍。

　　此时，朝鲜各地的反日示威呈扩大化趋势，并逐渐升级成为暴力冲突和人民起义。尽管最初各地的示威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但日本的镇压激化了朝鲜人的反日情绪。3月1日，日本守备队和警察在平安北道宣川血腥镇压了当地的示威活动，制造了12人死伤的惨案。朝鲜人民也逐渐开始由示威转向暴动，3月2日，平安南道南浦1000多人袭击了警署，同日平安南道的中和也发生暴动，夺取了前来镇压的日军的机枪和手枪各一个，袭击并占领了警署，活捉了署长以下的警察。3月4日，平安南道江西郡暴动，千余名起义民众袭击并占领了日本宪兵驻所，将4名宪兵全部杀死。京城示威活动结束后，许多学生回到家乡，组织当地的示威活动，运动范围不断扩散，到3月底4月初扩散到全朝鲜各地。而暴力冲突也不断加剧，3月28日，京畿道爆发农民起义，数千名农民袭击附近各郡的警署、派出所、邮电局，切断电线、砍倒电杆，打死了前来镇压的日本巡查长野口，震惊了日本殖民当局。朝鲜总督府的警务局对事态这样报告道：“(朝鲜人)或持棍棒等凶器袭击宪兵、警察官署、郡厅、邮政局和其他官厅、学校，或破坏投石、焚烧公文、烧毁内地人(即日本人)房屋、闯入辅助巡查和辅助宪兵的家室，甚至袭击宪兵驻在所，枪杀所员，惨害镇抚警察官等凶猛程度无法言状的暴行亦甚多。”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展开，成为三一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3月2日京城工人参加了钟路示威，接着3月3日兼二浦制铁所工人200余人，7日京城东亚烟草工厂工人500多人参加了示威。9日铁道局职工罢工，电车司机和车长也宣布罢工。到3月中旬，上班的工人不足平时的百分之十。这时试图组织示威的铁道机关手车今奉被解雇，3月22日在万里洞铁道交叉点附近的一个饭馆里，动员前来吃早餐的杂役劳动者和附近电车车长、工厂职工、自由劳动者和一般市民七八百人举行万岁示威，一直走到了独立门。27日车今奉又组织了满铁京城管理局朝鲜工人的示威，在京城火车站前高呼“朝鲜劳动大会”、“朝鲜独立”，数千名工人响应罢工。有些地区工人罢工还演变为暴动。城市的杂货商、粮商和饭馆老板们也纷纷撤市，京城商人在3月9日还起草了“京城市商民一同公约书”，积极参与撤市斗争。在农村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反日斗争，村与村之间不仅用标语和传单互相联系，还用过去义兵斗争时常使用的烽火、山呼等方式互相联系，出现了被称为“万岁汉”的示威组织者。三一运动还蔓延到中国东北、俄国远东和美国等朝鲜人聚居区，同样发生了要求独立的示威运动。据统计，从1919年3月1日到4月底，朝鲜218个府、郡就有212个府、郡发生了1214次示威与冲突，参加人员达100万，到5月底增加到2000多次，参加人数达到200万，占当时朝鲜人口的10%，就这样，三一运动引发的抗日浪潮席卷了整个朝鲜半岛。

　　失败

　　日本方面在三一运动爆发前并未有很强的防范意识，1919年初独立运动的苗头逐渐出现以后，日本政府也只是担心朝鲜人是否会暗杀日本派往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三一运动爆发后，面对是否镇压的问题，日本殖民当局也有过争议。日本总督长谷川好道极力主张武力镇压示威民众，而驻朝日军司令官宇都宫太郎却认为朝鲜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她的民族精神决不是用武力可以压服的，因此反对出兵。但长谷川一意孤行，电请日本政府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得到日本政府许可后，长谷川于3月1日当天发布戒严令，强制镇压示威活动。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不重视，据当时日本首相原敬的日记记载，日本政府最开始将其视为“不逞之徒”煽动所致，只需逮捕几个为首者便可，“成不了大事”。但随着朝鲜各地的示威逐渐升级为暴动，日本政府开始同意长谷川好道指示驻朝司令官对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加大镇压力度。于是一场屠杀开始了，这也使朝鲜各地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1919年4月初，由于担心驻朝的两个师难以控制事态，日本从国内调来6个步兵大队及宪兵、辅助宪兵4000多人前往朝鲜镇压人民起义。日本军在朝鲜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以4月15日发生的“堤岩里事件”最为有名。日本将当地20多名村民赶到一个教堂内，进行集体枪决并放火焚烧教堂，一共杀死了男女老幼29人。日本殖民当局企图隐瞒这一事件，但被外国传教士披露而震惊了国际舆论，使日本遭到了全世界广泛的谴责。事实上，日军的暴行远不止堤岩里事件这一个，还有比其更大规模的屠杀，例如，3月10日，日军第77联队的井上中尉在平安南道孟山向示威民众射击，导致54人死亡，13人受伤;日军曾在大邱一次性屠杀了112名示威民众，连总督府政务总监山县三伊郎在视察大邱后也承认“宪兵采取了过分的镇压方法”。日本甚至在京城设立十字架，将爱国者绑在上面，往四肢钉上铁钉，活活折磨致死。在日本的血腥镇压下，到1919年6月，朝鲜各地的示威和暴动基本平息。从3月1日到5月31日，共有7509名朝鲜人被杀死，15961人受伤，逮捕46948人，其中8511人被判刑，其中农民(包括一部分地主)4969人，工人328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776人，商工业者1174人，无职业者264人。 [17] 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是在狱中被折磨致死的女学生柳宽顺，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三一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因而在当代韩国家喻户晓。三一运动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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