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导致中国进行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清朝被自己昔日的学生打败，颜面扫地，被列强轻视。戊戌变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外临强敌，内有守旧势力阻挠，注定这场变法不会风平浪静。而变法者的盲动和莽撞，无疑加剧了政局变动。
戊戌变法最终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帝于瀛台而结束。慈禧很长时间被认为是扼杀变法的罪魁祸首。若说绝无改革诚意，联系后来庚子事变后，她积极推行清末新政，似不能将其归为保守派一列。而且，戊戌变法时，光绪帝虽已亲政，但慈禧仍以监督者的角色，大权在握。光绪启动变法，很难想象没有得到慈禧的默许与同意。
事实上，即使在变法期间，光绪帝就曾12次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并询问军国大计。而军机处也会向慈禧上呈重要奏折。据统计，在整个变法时段，军机处一共向慈禧上呈共计462件奏折，最多一天上呈了29件。
慈禧最终亲手扼杀了这次变法不假，但也应从变法派自身找原因。
首先变法的主持者光绪帝施政经验不足。空有一腔热血，不愿做亡国之君，但他自小长于深宫的经历，性格不免优柔寡断，且脾气暴怒无常。
变法时，光绪帝虽已亲政，大权仍在皇太后慈禧手中。这不免也透漏出慈禧对他不放心。也导致在变法前，光绪帝并没有多少独立的施政经历。戊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诸多方面，总共持续103天，光绪帝在这段时间发布诏书多达100多次。
在新法的执行者—清朝官僚们还在犹豫彷徨时，诏书雪片一样下达，很难不给人以皇帝心血来潮之感。变法的严肃性和系统性明显不足。
现在看来，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革运动，至少体制内要做思想工作，进行一些舆论准备。然后从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地方着手，由易而难，层层推进。这才能保持推动改革所必须的政局稳定。而不应急于求成，任凭个人好恶，希图短期即可除旧布新，反而适得其反。
再看戊戌变法中的变法派。康有为作为变法的领军人物，其弟康广仁曾如此评价：“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联系康有为在变法中的表现，确实书生气十足。
因鼓吹变法，康有为曾被邀去总理衙门谈话。大臣荣禄问变法成功之道，康有为直接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即可。
在变法过程中，康有为虽有尽量减少阻力的意识，却抓不住重点，提出不少令保守派忌惮而于改革无益计划。如“中日合帮”，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载：“(我当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
变法期间，康有为还向光绪帝递呈《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即减掉被清朝视为统治象征的辫子，将中国人穿了二百多年的长袍马褂换成西装革履，国号改为“中华”。
在变法经费不足的时候，他提出将西藏卖给英国。他的变法派同仁谭嗣同不仅同意康有为的想法，还提出将新疆卖给俄罗斯。
康有为等变法派的这些奇葩主张，无异是在变法环境本就不利的情况下，自掘坟墓。
也因为康有为等变法派本身的不“自重”，变法在一些实力派官员眼中就是一场闹剧。戊戌变法向我们呈现出这样一种历史场景：年轻的皇帝和书生们在激情澎湃谋划新政，而地方官员却在冷眼旁观、置身事外，静等闹剧收场，然后按部就班。
清末思想家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同情的同时，有言曰康梁改革“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说，变法中纸上谈兵似的激进主张，最终突破慈禧太后的底线，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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