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活动

　　许多西部边疆的定居者以请愿的形式反对威士忌酒消费税。请愿失败以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人民建立了法律之外的组织来主张废除这一法令。抗税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南的四个县：费耶特、阿利根尼、华盛顿和威斯特摩兰。1791年7 月21 日在费耶特县的红石旧堡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该会议呼吁选举代表去参加9月上旬匹兹堡的一个更加正式的集会。匹兹堡集会是由布雷肯里奇为代表的温和派召集的，旨在阻止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集会向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和美国众议院(此时在费城)递交了请愿书。迫于压力，消费税法于1792年5月修改。修改的内容包括由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国会议员威廉·芬德利所倡导的将税收削减1美分，但新税法仍然未能消除西部人民的不满。

　　宾夕法尼亚州著名的威士忌暴乱", 被涂上柏油、插上羽毛的收税者游街(1880年绘)

　　阻止抗议活动暴力化的努力是不成功的。1791年9月11日，新上任的税官罗伯特·约翰逊被16名身着女士装束的男子涂上了油污，头上插上了羽毛。但是约翰逊没有罢休，他说服了法官给那伙人发出拘捕令。负责递送拘捕令的法官助手自然害怕，就让一个不识字的放牛娃替他送文书。倒霉的放牛娃挨了鞭打，也被涂抹油污和插上羽毛，还被捆在一棵树上。由于暴力事件不断，1791年和1792年上半年的税并未能征收上来。而消费税的支持者则辩称，这和殖民地时期没有代表的情况下征税是不同的，因为这些税法是由全国人民选出的代表通过的。

　　威士忌暴乱传统意义上仅限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但阿巴拉契亚地区各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西部县均出现了抗税。在肯塔基州的边境地区，威士忌酒税同样未能被征收，因为没人能被说服去执行法律或者起诉逃税者。总之，南起佐治亚，北至新英格兰西部，都有人反对威士忌酒销售税，抗税现象很普遍。在许多地方，财政当局甚至连一个税官都找不到。汉密尔顿主张军事镇压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暴力抗议活动，但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认为并没有足够的合法证据来证明必须采取如此的行动。

　　1792年8月在匹兹堡举行了第二次抗议威士忌酒税的集会。此次集会较之第一次更为激进：布雷肯里奇、芬德利等温和派并没有参加。一个叫做明戈溪协会的军事组织主导了此次集会并提出了激进的要求。该协会的一些成员曾参加过独立战争，他们竖起了自由之竿，组织了通讯委员会，并控制了当地民兵。他们成立了法律之外的法院，阻碍关于债务收集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诉讼。

　　汉密尔顿认为此次集会是对联邦政府运作的一个极大威胁。1792年9月，汉密尔顿派遣宾夕法尼亚的税官乔治·克莱默到该州西部进行调查。克莱默易装调查以及恐吓当地官员等一系列愚蠢的行为加剧了紧张的局势。他夸大其词的报告对华盛顿政府的最终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华盛顿和汉密尔顿视宾夕法尼亚州对联邦政府法律的反抗为奇耻大辱，因为当时的首都就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汉密尔顿草拟了一份总统公告来谴责抗税行为，并把交付给司法部长伦道夫。伦道夫对公告中一些尖锐的措辞进行了修改。1792年9月15日，华盛顿签署了这份公告。公告被四处散发并刊登在多份报纸上。

　　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联邦税务稽查员约翰·内维尔将军决意执行税法。内维尔将军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富有的农场主，更是拥有一个大型的酿酒厂。他起初是反对消费税的，但旋即改变了主意，这引起了众多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一些人的不满。1792 年8月，内维尔在匹兹堡租了一间房屋作为他的征税办公室。房东在明戈溪协会的暴力威胁下出卖了内维尔。从此，宾夕法尼亚人不仅将目标集中在税官身上，同时与这些税官合作的人也面临骚扰。署名“Tom the Tinker”的匿名文章威胁那些企图遵守威士忌酒税法的人，比如他们的谷仓会被焚毁或者蒸馏装置会被捣毁。

　　1793年，抗税行为在阿巴拉契亚的西部边疆地区持续了整整一年，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尤甚。6月，在华盛顿县大约有100人焚烧了内维尔的画像。9月22日晚，人们冲进了费耶特县税官本杰明·威尔斯的家中，威胁说如果他不交出他的委任状，就马上将他处死。华盛顿总统悬赏这些行凶者，但是没有成功。

　　评价

　　华盛顿政府对威士忌酒暴乱的镇压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华盛顿以坚决行动消除威胁，就证明了联邦政府是维护法律的。许多人仍然担心政府会摧毁他们所珍惜的自由。但正如华盛顿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所指出的，一个强有力的而不是软弱的政府正是“你们在家时的宁静、你们在外时的和平、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高度珍视的自由的主要支柱”。

　　然而华盛顿政府及其支持者通常不会提到，威士忌酒消费税仍然很难征收，许多西部人民依旧拒绝纳税。这一事件促进了政党在美国的形成。反对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的共和党人杰斐逊在1801年就任总统后，就和国会一起迅速将该税取消了。

　　这场暴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样的抗议是宪法允许的?法制史学家克里斯蒂安·G·弗里茨认为，即使在宪法批准之后，关于合众国主权的认识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联邦主义者认为联邦拥有主权，因为联邦“政府直接产生于合众国人民，并以合众国人民的名义‘确认和建立’”。因此在独立战争中允许的激进的抗议行为就不再合法了。但是威士忌酒暴乱的参与者和他们的辩护者认为，革命带来了集体主权，因此人民拥有集体的权利以宪法之外的方式改变或者挑战政府。

　　历史学家史蒂芬·博伊德认为，对威士忌酒暴乱的镇压最终促进了西部反联邦主义者对宪法的接受，通过投票支持共和党人的形式而非直接向政府抗议来寻求变革。而联邦党方面则接受了民众在治理中能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尽管联邦党试图通过1798 年敌视和煽动叛乱法案限制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但联邦党再也没有挑战集会自由和请愿的权利。

　　威士忌暴乱发生不久以后，演员兼编剧苏珊·娜罗森写了一个题为“志愿者”的音乐舞台剧。音乐由作曲家亚历山大·雷纳尔创作。音乐剧已经失传，而音乐流传了下来，显示了娜罗森是亲联邦党的。音乐剧庆祝了成功镇压暴乱的联邦军队。1795年1月，华盛顿总统携妻子马莎·华盛顿观看了表演。

　　在L·尼尔·史密斯的架空历史小说《The Probability Broach》中，艾伯特·加勒廷劝说军队不要镇压暴乱，而是向首都进军，以叛国罪将华盛顿处决，将修订过的邦联条例取代宪法。结果，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了一个名叫北美联邦的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在阿夫拉姆·戴维森和沃德·摩尔的讽刺小说《Joyleg, A Folly》中，一个参与了独立战争和威士忌酒暴乱的退伍老兵在田纳西州的边远地区被发现还活着。他通过把泡在自己酿的威士忌中，生存了好几个世纪，滑稽地面对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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