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是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制作的一部以中国科幻小说为基础的电影，它也是一部像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传统经典故事一样反映中国精神文化的电影，具有特别的符号意义。
2019年《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然而中国科幻的元年应该是1978年。
1978年，大量科幻作品被译介进中国，《未来世界》、《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科幻影视的引入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科幻旋风。 也是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宣告中国“科学的春天”的来临。 这之后，中国大量科技、科普类出版社、科普报刊恢复正常工作，很多作者投入科幻小说创作中。
后来以纪实文学闻名的叶永烈正是中国科幻界的四位大师之一，他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复兴;郑文光在大陆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他50年代就致力于科幻创作，70年代重新投入创作，发表了多部重要科幻作品，1980年成为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成员，代表作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曾被改编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电影;萧建亨淡出科幻界后由刘兴诗坐稳了第四把交椅。 鼎盛时期有一百余位科幻作者，发表了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长篇科幻小说也有几十部。”
但是科幻作品应该背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在当时成了一个议论的中心。时至今日，科幻作品的定义也没得到普遍认同，在当时的中国更是经历了一场“姓科还是姓文”的讨论。
1979年，《中国青年报》刊登《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批评叶永烈的小说是“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并认为限定给少儿看的科幻小说不适合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的，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于是双方开始论战。
科普派坚持科幻文学应该承担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当时的社会的主流态度也是这么认为的。
本来这场论战应该止步于学术界，但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加入战局后，情势发生变化。他赞同科普派，主张科幻小说必须承担科普义务。
1980年，钱学森曾批评：“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1981年，针对科幻影片，钱又批评：“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2000年的嘛。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该批评被《人民日报》刊发后，影响很大。
叶永烈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而这还不足以团灭中国科幻，真正的严寒即将来临。
1983年，中国科普界某些人本来就看不惯科幻小说，借助于当时的形势把科幻小说列为清除对象。本来姓“科”还是姓“文”的讨论升级为姓“社”还是姓“资”，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
当时以钱学森为首的科普派批评科幻作品，1983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称：“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1980年，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
也是在这年，遭到重点打击的叶永烈决心离开科幻界，科幻文学大师郑文光因脑溢血结束创作生涯。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中国科幻进入了10年的冰冻期。
直到1996年以后，钱学森才不再公开批评科幻文学，但此时中国科幻已经断档，连土壤都已经不复存在，日后成为中国科幻领军人物的刘慈欣手握作品却找不到可以发表的地方。
中国科幻界再次迎来春天是在上世纪末，1999年，《科幻世界》杂志发行，刘慈欣这一批新生代作家终于等到了中国科幻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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