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风格

　　他的寓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揭露沙皇专制统治

　　讽刺嘲笑统治阶级的专横、寄生、无知等。

　　许多寓言描写了强权者的专横无理，揭露了在强者面前弱者永远有罪的强盗逻辑，像《狼和小羊》、《狮子分猎物》、《狼与鹤》、《兽国的瘟疫》。而《大象当官》、《狗熊照看蜂房》、《狐狸建筑师》、《村社大会》等则揭露了统治者欺压百姓的狡诈伎俩。沙皇专制制度下法律维护统治者的虚伪本质在《狗鱼》、《农夫和绵羊》、《农夫与蛇》、《乌鸦》等篇中得到了揭示。而《狐狸和旱獭》、《蜜蜂和苍蝇》、《猴子和眼镜》、《鹅》、《老鼠会议》等则抨击了统治者的种种丑行，如贪污受贿、寄生、无知、无能、崇洋、任人唯亲等。有些寓言更是把矛头直指沙皇本人，如《杂色羊》等。

　　反映被压迫者的无权和受剥削

　　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对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对人民力量的信心。

　　普希金说，克雷洛夫是“最有人民性的诗人”。克雷洛夫选择寓言作为自己的创作体裁也正是因为这种通俗的体裁能到达最广大人民群众那里。

　　他的寓言的人民性最鲜明的体现便是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如果说上面这一类寓言中克雷洛夫表达的正是人民对统治者的憎恶，那么在第二类寓言中表达的是对人民的同情、爱和信心。

　　人民虽然无权并受欺压，但是他们勤劳朴实，他们才是生活真正的主人。《蜜蜂和苍蝇》嘲笑了无益于人类的苍蝇，而勤劳的蜜蜂“在自己的国度里生活得非常惬意”。《鹰和蜜蜂》通过蜜蜂赞美了默默无闻从事低贱劳动的人们，颂扬他们“为共同利益而工作”，不想突出个人的劳动的崇高精神。劳动者虽然默默无闻，生活在底层，可是他们有着无穷的生命力、创造力，是他们供养着整个社会和统治者。《树叶和树根》深刻揭示的就是这样的辩证关系。不仅如此，弱者甚至也能对强者进行报复(《狮子和蚊子》伊索预言)。而反映1812年卫国战争的著名寓言《狼落狗舍》不仅揭露了侵略者的面目，更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奋起打击侵略者的坚定决心和伟大力量。

　　反映日常生活现象

　　得出人生哲理，富含道德训诫意义。

　　这一类寓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是批判揭露统治者或表达对人民的爱，另一方面这些寓言已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时代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如《四重奏》是针对当年政府改组而写的，但是其要注重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形式的思想却有普遍意义。《大车队》本来也是批判当年对库图佐夫指挥卫国战争不满的统治者上层,但是今天用来劝戒不要瞎指挥，不要看人挑担不吃力，也是很适用的。

　　另一种是纯粹进行道德训诫的。克雷洛夫运用幽默讽刺，批判嘲笑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缺陷，总结人生经验，进而告诫人们应该如何完善自己。作者涉及的生活现象是很广泛的，诸如告诫人们不要听信别人谄媚吹捧(《狐狸和葡萄》)，不要过于挑剔而丧失时机(《挑剔的待嫁姑娘》)，不要不分青红皂白怪罪别人(《主人和老鼠》)，要谨慎对待友谊(《小树林与火》、《狗的友谊》)，要谦虚好学(《狗鱼和猫》)，要善于看到别人优点(《鹰和鸡》)，要适可而止(《杰米扬的鱼汤》)，要协作一致才能办好事(《天鹅、狗鱼和大虾》)，要有柔韧不屈的品格(《橡树和芦苇》)等等。总之，克雷洛夫用寓言这种短小的形式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深刻的现实性。克雷洛夫在写作上非常认真，在发表之前先朗诵给朋友们听，然后听取他们的意见，经常不止一次地修改,重写五到七次之多。

　　克雷洛夫在专门创作寓言之前曾经是个剧作家，戏剧创作的一些特点在寓言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如结构紧凑，情节进展迅速。他的寓言篇幅不长，有的只几行就成篇，有的几行就刻画了形象的性格特征。对白是戏剧的基本要素，在寓言中也得到充分运用，有的寓言几乎通篇都是对话，而且对话又都符合形象的个性，如《橡树下的猪》、《猴子和眼镜》等。对比也是戏剧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克雷洛夫寓言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形象的对照，如自由与不自由(《风筝》)，贫与富(《承包商和鞋匠》)，有权和无权(《狼和小羊》)，劳动与游手好闲(《蜻蜓和蚂蚁》)等等。

　　克雷洛夫办讽刺杂志时，许多讽刺文章、小品都是他写的，幽默讽刺也就成为他寓言的另一特色，这种幽默讽刺常常表现在对性格的刻画，情境的设置，事件的结果等方面，如《狗的友谊》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达到强烈的讽刺，《狐狸和旱獭》用了一句“我只看到你嘴上常粘着鸡毛”，幽默地点明了狐狸的本质，《撒谎者》则采用以牙还牙、以撒谎对付撒谎来揭穿撒谎者。

　　克雷洛夫寓言的语言朴实无华

　　把过去文学中不用的民间普通用语、习语引入创作。

　　克雷洛夫寓言里的形象确切生动，用具有鲜明特点的动物形象来表现相应的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复杂性格，因此其形象的内涵就格外深刻，如《乌鸦与狐狸》中的狐狸，《狼和小羊》中的狼等。简述克雷洛夫寓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寓言创作本身而言，在克雷洛夫之前或同时期，寓言或只是作为愉悦人们的读物，沙龙朗读的作品，或只是醉心于自然主义的细节，作一些粗俗的描写，即使是伊索、拉封丹的寓言，基本上也是限于一般的道德训诫。而克雷洛夫的寓言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表达民主主义思想，把寓言变成现实主义的讽刺文学，正如普希金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的，“德米特里耶夫算什么!他的全部寓言抵不上克雷洛夫的一篇好寓言”，“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敢把谁置于拉封丹之上，但我们好像能认为克雷洛夫比他好”，“克雷洛夫的寓言高于拉封丹”。

　　克雷洛夫紧密结合现实生活的寓言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路标，无疑使俄国现实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他的创作为以后的格里鲍耶多夫、普希金、果戈理确立和发展现实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克雷洛夫的寓言反映了现实生活，刻画了各种性格，表达了先进思想，因此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成为十九世纪上半段读者最爱阅读的作品之一，他每发表新的寓言也成为文学和社会生活中令人瞩目的对象，他的寓言对于形成俄罗斯人民的社会意识起着积极作用。

　　克雷洛夫寓言在世界上也有广泛声誉，在作家生前就被译成十余种文字，截止2015已有五六十种，有的被收入教材，因此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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