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加强了皇权,但其实留下了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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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仁、宣时期,内阁制度也确立起来。阁职渐崇。这有个发展过程。朱元璋自废除丞相制后,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皇权空前加强,全国政务最后都丛集到他身上。朱元璋即使“昧爽临朝,日宴忘餐”,整天批答处理章奏,也还是忙不过来。而当遇到重大问题时,又无处商量讨论,朱元璋已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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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90年)九月置“四辅官”,户部尚书范敏荐耆儒王本、杜佑、龚敩、赵民望、吴源等任之。四辅官的任务是“协赞政事”,“刑官议狱,四辅官及谏院复核奏行,有疑谳,四辅官封驳”。但“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不能胜任其职,不久相继致仕。继任的安然,虽“练达庶务”,但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病死,以后就废罢不设。四辅官的设置虽只一年左右,但它说明了朱元璋这个独裁皇帝也需要有人“协赞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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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效宋朝的制度,“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铨等为之,辅导太子,秩皆五品。这就是后来内阁制的最早雏形。不过朱元璋“克勤不怠”,重大政务皆“自操威柄”,直到病重弥留之际,仍“临朝决事如故”,因此,这些大学士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只备顾问而已。

  明代内阁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当上了皇帝以后,即命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内阁预机务自此始”。从此以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制,成为一个稳定的官僚机构,并且明确规定其职责是“参预机务”。所以从职责和名称来看,明朝的内阁制度,这时已基本形成。

  但当时阁臣的阶秩不高,“各赐五品服”,是中级官员。“其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尽管阁臣与皇帝“朝夕左右”,“机密重务悉预闻”,朱棣也曾鼓励解缙等人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但实际上阁臣的权位远远不及尚书,尤其当时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军国事皆倚办”,“称股肱之任”。蹇义在永乐朝,“数奉命兼理他部事,职务填委,处之裕如”。“(夏)原吉虽居户部,国家大事,辄令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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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北巡,命夏原吉“兼摄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命夏原吉“辅太孙留守北京,总行在九卿事。阁臣虽得参预机务,但他们的权力却受到种种限制。他们的建言行事,即使得到皇帝的赞许,在推行中也还会有顾忌。如永乐十七年(1384年)十一月,“学士杨荣疏陈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积弊。上览之,密谕荣曰:卿言甚当。但侍臣腹心之臣,若进此言,恐群臣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于是御史邓真疏入奏,众皆请罪,诏诸司即日悛改,怙终者不赦”。所以从这些来看,内阁其实有很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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