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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是一种常用的名贵药材，在众多草药序列中，人参一直享有“百草之王”的美誉，被《神农本草经》誉为“上品”之首。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人参的神奇功效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诸多方面都有着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其在中药界的地位可谓不容撼动。
人参以其治病强身的功效，历朝历代一直受到帝王贵族的追捧，把它作为日常补品长期服用。但到了明朝初年，这种局面却为之一变。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底层贫苦农民，深知百姓生存不易，物力维艰。
朱元璋听说人参生长于深山穷谷之中，人迹罕至之地，百姓们为了寻找到合用的好人参，往往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跌落悬崖或者迷路困死、或者被狼虫虎豹伤害的时时有发生，于是心有戚戚焉，动了恻隐之心。
为了减轻民间负担，《纲鉴易知录》记载，他曾下过一道圣旨：“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明史》也记载：“太祖洪武初，却贡人参，以劳民故也”。朱元璋为了爱惜民力，明文规定把人参从皇家御用贡品的名单中剔除出来，不准他的子孙也就是明朝列位皇帝再吃人参。
如果朱元璋的话得到贯彻遵守，于国于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一代人管不了两代人的事，朱元璋虽然是开国皇帝，但也仅仅能独善其身。他虽以身作则不吃人参，但他的子孙们当了皇帝，却故态复萌，照旧把人参当作上好补品，肆意享用，终于惹来一场大祸。
在中国古代，人参的分布区域与现代不同。过去人参主产区主要有两个：一是山西上党潞州一带的太行山中，二是辽东长白山。说到这里，有人会认为笔者在胡说八道，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山西上党地区的特产是党参，人参貌似只有东北长白山才有。其实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很多历史记载证实，山西上党地区不仅产党参，在古代也曾盛产人参。
太行山区的高海拔地带，森林密布，气候寒凉，土壤肥厚，与关外长白山区气候颇有相似之处，完全具备人参生长的自然条件。在古代，上党的太行山区一直是人参的主产地，其地出产的上好人参，自唐宋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贡品。
早在南北朝时期，医学家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就记载“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其他地区所产“俱不及上党者佳”。唐代《通典》记载：“上党郡贡人参二百小两”，宋代《九域志》记载：“上党郡贡人参一千斤”。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勤求古训，多方考察，专门对此问题做过研究，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宋苏颂《图经本草》所绘潞州者，三桠五叶，真人参也”，都是有力证据。而党参则是清代中后期才兴起应用的“新”品种。
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皇帝，把他的遗训当成耳旁风，为了延年益寿，每年都大量消费人参，大肆向上党地区摊派征收上等人参，给上党、潞州地区的农民造成沉重负担。这种行为最终导致严重后果。一是导致上党地区人参“参迹日渐稀少”，成了濒危物种。二是《中国新木草图志》记载，“潞州农民，以征求者无厌，遂以人参为地方之害，因噎废食不复采取。”《本草纲目》也记载，“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从此放弃栽培和保护人参资源，甚至故意去加以毁坏，导致人参逐渐在上党地区彻底消失。
关内没了人参产区，明朝皇帝们消费人参的习惯却改不了。于是，关外辽东长白山的人参，得以崭露头角，瞅准这个巨大的市场真空，异军突起迅速占领了市场。然而当明朝帝王将相们欣欣然享受关外人参时，他们却没料到一场大祸在形成。
关外的人参产区，全部在建州女真的掌控之中。一代枭雄努尔哈赤，虽然野心勃勃想吞并明朝，但苦于经济实力低下，严重缺乏军费。但人参贸易的蓬勃兴起，却为努尔哈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明朝有识之士指出，“奴酋擅貂参之利，富强已非一日”。人参成了清朝崛起的重要原动力之一。大量白银外流，不仅让建州女真实力迅速增长，而且加剧了明朝财政危机，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亡国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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