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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宋朝，国人总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似乎宋朝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是汉民族的一个耻辱。北宋的灭亡确实难堪，靖康之耻是北宋以及南宋永远都抹除不掉的污点。然而如果抛开成见，北宋的成就其实也是极其辉煌的。
许多人将宋朝称为“弱宋”，包括北宋在内的三百年间，被视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时期。言语犀利者抨击程度尚且不说，就连钱穆这样言语温和的历史大家，亦认为在汉唐宋明清当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宋朝的确在许多领域让人失望，尤其是北宋，对外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取得过胜利。然而北宋亦有它的苦衷，从汉朝到明朝，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北宋这样，周遭全部都是强敌。在宋代的契丹人与唐朝时的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数百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庞然大物。而更致命的是，幽云十六州在契丹人手中，这意味着北宋对于契丹人是不设防的。
而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北宋的商品经济却十分繁荣，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据统计，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最高收入的四十分之一，直到清朝末年以后，国家岁入才逐渐达到宋朝的水平，而此时清朝的人口却是北宋的2～3倍。而且更为难得的是，北宋有如此高的财政收入，靠的不是横征暴敛，而是国家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
北宋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而其中“盐钞法”的设立，可谓神来之笔。在汉朝以后，朝廷实行“盐铁官营”，盐业被官府所垄断，私人贩盐成为重罪。不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传统的完全由官府垄断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需求。
沈括在《梦溪笔谈》当中记载了传统官盐制度的弊端：“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可以看出，在传统的官盐制度下，官府与人民的负担都很重，盐价虚高，有的官吏甚至会废公法，谋私利，大量的钱财全部装进贪官污吏的口袋当中，百姓深受其害。即使官府严厉禁止私人制盐贩盐，但民间贩盐者依旧不计其数。
盐业谈不上经济的命脉，但它却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走势。北宋针对传统盐业制度进行了改革，兵部员外郎范祥始创盐钞法。所谓盐钞法，是指由政府发行盐钞，商人付现金兑换，按钱领劵，商人持劵至盐产地，领盐进行运销。
《梦溪笔谈》载实行盐钞法以后，“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盐钞法不仅替官府节省了成本，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官府则获得更多的税收，充实了边塞。除此以外，官府还设立了都盐院，对盐价进行控制，防止盐价过低亏损商人利益或盐价过高危害百姓。
北宋较比唐朝商品经济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坊市”界限的打破。坊市制度萌芽于西周时期，不过它直到唐朝以后才正式确立。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禁止经商，而且官府还出台了专门的法律，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格的控制。
坊市制度起初的作用十分显著，它创造了一个法治的商业空间，一切商业活动都在这个区域内有条不紊的进行，官府可以进行管理与监督。经过隋末天下大乱的破坏以后，民生凋敝，土地荒芜，经济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确立坊市制度，促进了城市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断绝了农民从事商业的途径，保证了农业的发展。
然而到北宋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坊市制度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反而成为商品经济的枷锁。尽管唐朝中后期已经取消了时间限制，出现了夜市，但依旧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北宋针对这种情况，逐步废除了坊市制度，打破了商业区和居住区的界限，从唐朝的“坊市闭合”走向“坊市合一”。以北宋都城开封为例，城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的商店、旅舍不计其数，店门口还有许多货摊。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了白天营业以外，还有夜市以及晓市。市内还出现了许多“瓦舍”，里面有“勾栏”、酒肆以及茶楼，有许多人在里面娱乐。在北宋的城市当中，可以看到来自于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产品。关于东京的繁盛，宋人孟元老曾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
而且，除了城市以外，北宋的农村也诞生出许多定期开放的小市，并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这些市镇成为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它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可以说，不管是“盐钞法”，还是“坊市”界限的打破，都体现出宋人的智慧，以及宋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特点。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依旧能在夹缝中取得这样的成就，这其中的奥秘，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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