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徐光启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一、

　　1619年，明朝上演着众生相。

　　萨尔浒的狼烟未散，努尔哈赤志得意满，大肆兼并辽东土地，束发的汉人狼奔豕突，仿佛世界末日。

　　李自成尚未成年，不知明日在何方。

　　张岱在绍兴学琴，半年内就把《雁落平沙》、《胡笳十八拍》练的滚瓜烂熟，即将开始斗鸡走马的荒唐人生。

　　众生不知今夕是何年。

　　同年，一艘载有20余名传教士的大船，在澳门靠岸。邓玉函、汤若望......都是学问深厚的传教士。

　　日后的史书中，都将记录他们的名字。

　　传教士金尼阁将带领他们，在中国传播欧洲的新科技、新学问，顺便吸纳中国人加入天主教。

　　而比学者们价值更大的，则是随船而来的7000册书籍。这批书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以后的科技、哲学成就。

　　据金尼阁估计，这批书籍价值1万金币。

　　他们将在中国修建一座巨大的图书馆，用来存放携带而来的7000册书，并召集人手全部翻译成中文。

　　文明圣火在此刻传递。

　　彼时，欧洲已经摆脱中世纪的黑暗阴霾，走上一日千里的道路，工艺技术大大超越东方古国。

　　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启的新风尚，迅速席卷欧洲......他们从工商、贸易、技术到生活用品，几乎全都力求更新。

　　新科技发明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流出。

　　商业繁荣让城市生活蒸蒸日上，文艺复兴又把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等人的科学理论介绍给普通市民。

　　再加上的科技发明，让欧洲有了巨大推动力。

　　如今，它来到中国。

　　二、

　　对于世界变化，中国人也不是一无所知。

　　徐光启看得很清楚。

　　1562年，他出生在上海县法华汇，埋首书房苦读多年，为维持生计做过私塾先生，交往的也是董其昌等同乡才子。

　　32岁时，徐光启为了谋求出路，不得已南下广东韶州任教，并结识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

　　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他第一次知道在程朱理学之外，还有数学、天文、水利......这些学问几乎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学。

　　1603年，也是中进士的前一年，徐光启为了学习西学，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获得教名保禄。

　　在晚明西学东渐的风潮中，徐光启堪称国士。

　　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把西方世界最先进的数学逻辑引入中国。

　　又向熊三拔学习西方水利，翻译出《泰西水法》。

　　还有红薯和《农政全书》。

　　中原种植的水稻一亩只能产几石粮食，而从美洲跨洋而来的红薯，经过徐光启试种培育，能达到亩产数十石。

　　有多少粮食，就能养活多少人口。

　　适应了中国土壤的红薯和马铃薯、玉米，再加上《农政全书》的科学方法，大大增加了国人的粮食产量。

　　清朝的人口大爆炸，与此不无关系。

　　明朝的天文历法使用《授时历》，自忽必烈时代成书已经过去近400年，已经很不准了。

　　可朝廷困于祖制，不允许重新修正历法。

　　崇祯二年，徐光启说：“西方历法最为精密，不如用西方的方法重新修正。”

　　于是，就有了《崇祯历书》。

　　徐光启首次介绍了地球的经纬度概念，并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这套历法后来被清朝直接继承下来。

　　那时的明朝虽然已经落后。

　　但学者们从未有天朝上国的愚昧，反而积极向西方探索求学，投入世界交流的大潮之中。

　　立于潮头的第一人，是徐光启。

　　三、

　　1620年，金尼阁和传教士带着7000册图书来到北京。

　　他已经联系了徐光启、李之藻、王徽等学者，希望能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把西方学问全部移植到中国。

　　这本是一次完美的中西对接。

　　如果翻译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以后的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向达先生说：

　　“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

　　可惜，时事不允许。

　　明军在萨尔浒兵败后，紧接着万历皇帝去世、魏忠贤专权、陕西饥民起义......国事一天比一天糜烂，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徐光启也没有固定的职务。

　　或被同僚排挤、或被魏忠贤党羽弹劾、或督练军队，翻译书籍的事就一天天的耽搁下来。

　　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

　　1633年，徐光启也病逝于北京。

　　“西学东渐”的庞大计划就此流产，除了李之藻、王徽等人翻译出一小部分以外，大部分书籍都散落在时光深处。

　　它们只留下一个凄凉的名字：金氏遗书。

　　1644年，满清入关。

　　八旗铁骑的屠刀以“剃发易服”开路，在中原各地掀起腥风血雨，无数大城市被杀的鸡犬不留。

　　随后又是数十年的拉锯战。

　　百姓流离失所，士大夫惶惶不可终日，晚明积累起来的西学人才出现断层。

　　比如方以智。

　　他对西方的哲学、科学研究水平相当高，尤其是光学研究又领先于时代，写出《物理小识》等著作。

　　可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多年，不得不出家避祸。

　　比如宋应星。

　　一生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终于把各种技艺整理完成，编著《天工开物》。明朝亡国后，宋应星不愿出仕满清，隐居于乡野。

　　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文字狱”，学者终究不敢发表任何新观点、新学术，只能埋首于故纸堆，做些寻章摘句的学问。

　　历史曾抛出橄榄枝，学者也做过努力。

　　却敌不过天意。

　　四、

　　1792年，英国任命马嘎尔尼为使者，正式访问清朝。

　　庞大的使团中有数学家、艺术家、医生......他们带着科学和艺术的书籍、大型船模、先进武器，希望和清朝开展贸易交流。

　　可他们来到承德避暑山庄时，心都凉透了。

　　马嘎尔尼和使团成员把前膛枪、望远镜、地球仪呈送给乾隆皇帝时，只换来轻飘飘的一句话：

　　“所称奇异之物，只觉平常耳。”

　　在皇帝眼中，这不过是些有趣的玩具而已，又能有什么用呢?

　　而满洲是以骑射立国的。

　　福康安也看不起西学。

　　英国卫队表演了线性步兵、三段式射击等战术后，福康安轻蔑地撇撇嘴：“我看也罢，不看也罢，火器也没什么稀奇的。”

　　他不知道的是，英军的火器和战术早已风靡欧洲，把纵横驰骋的骑兵打的落花流水。

　　而在满洲入关前，明朝学者都十分注重火器。

　　徐光启积极改造火炮技术，又注重引进西方的火炮，甚至对火炮攻城、步骑炮结合的战术都有研究。

　　他的弟子孙元化更是火器专家。

　　可学者个人的努力，又怎能敌得过经济崩溃、祖制僵化的大势?

　　他们没有挽救明朝的国运，学术也没有被后人继承，只是匆匆的来了又走，给时代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

　　哎，一声叹息。

　　五、

　　1601年，在万历皇帝的允许下，利玛窦获得长住北京的权力。

　　仅仅几年后，就吸引了几百人加入天主教，其中最有名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号称“圣教三柱石。”

　　有了“三柱石”的帮助，天主教迅速发展。

　　上达内阁首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服膺于利玛窦的教诲。

　　他们是在学习天主教吗?

　　不是。

　　据当事人留下来的记载：每当利玛窦传播天主教的时候，众人都无精打采哈欠连连，一旦讲述西学，才会振奋精神。

　　他们接触利玛窦，是要学习科技理论的。

　　传播了广泛而精深的西学知识后，利玛窦也被尊为“西儒”，众人言及必称之为“利子。”

　　这个地位是很高的。

　　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

　　按当时的习惯，西方传教士去世后应该安葬到澳门。然而经过内阁首辅叶向高奏请，万历皇帝赐利玛窦葬于北京的滕公栅栏。

　　他是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当时有人问叶向高：“外国人从来没有赐葬京师的，叶先生为什么对利子这么好呢?”

　　叶向高说：“远近来宾的道德学问，从未有人如利子一样高深的。就算只翻译《几何原本》，也足以配得上皇帝赏赐。”

　　这本书就是利玛窦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

　　无论叶向高、利玛窦、金尼阁或是徐光启，都流露着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学问的尊重。

　　而能守护学问的，唯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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