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秦朝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法律是国之重器，不可或缺。倘若没有法律对国人加以约束，则犯罪率将会大幅度的提升，国家亦会因此而陷入混乱之中。而中国人做事，每每喜欢探寻其源。那法律之源头是何处呢?它经过了怎样的形成过程?我国的法律文化，自诞生起，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此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我们今天便来具体谈谈先秦时期的刑法。

　　法律是起源于何处呢?我认为是起源于部落之间的相互征伐。初始时，胜利的一方用非人的手段虐待俘虏或间谍;其后，为了约束本国人民，这种手段便“大众化”了。《国语》中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甲兵一词，向来都是说战争的。故而这个“甲兵”，笔者认为最初就是指对异族进行讨伐的行为。只不过到了后世，随着各部族之间的来往益密，不再局限于对外族而言了。

　　光凭《国语》中的这一段记载，或许并不能确切的证明，刑罚是来源于对异族之征伐的。可我们试看先秦刑罚之内容，也能从中获取不少灵感。《尚书·吕刑》说五刑之法：“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墨刑，指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劓刑，指割去犯人的鼻子;剕刑，指剁掉犯人的脚;宫刑，指将女子关闭于宫中，并非我们现在之宫刑;大辟，指砍头。

　　要知道，披发、在脸上刺字等等这些行为都是当时未开化的少数民族的风俗。彼时，自认开化的中原地区，总是轻视这一类人的。在讨伐这一类部族时，诞生了特别对待俘虏的惩罚方式，也就是砍头之类的前身;也正因这些被鄙夷的未开化之人，中原地区又诞生出了另一种刑罚，那就是将犯人刻画成少数民族的模样，使他们遭受侮辱与白眼，这便是墨刑、劓刑、髡刑等的前身了。

　　东汉的郑玄说：“今东西夷或以墨劓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类与。”郑玄将东西夷的习俗归于逃亡的受刑人，在笔者看来还是有些牵强的。不同的文化之间，自有不同的差异。须知行为易变，习俗难改。中原地区不愿意学习蛮夷之风俗，那所谓的蛮夷难道就愿意跟着中原人的风俗转变吗?况且这群中原人还是逃亡者，怎能影响到整个少数民族部落呢?

　　关于刑法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即《尚书》所言：“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此句也是出自《吕刑》，其意为：苗族的一些民众不听政令，其统治者便制造刑罚以约束，于是五刑便诞生了。这种说法乍一看煞有其事，但笔者看到的只是统治阶级的老套路：先是说苗族统治者“杀戮无辜”，然后再说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诅盟”，最后神圣的本族的首领征伐苗族，然后取刑罚之精华，去除个中糟粕，使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说法当属杜撰，是不足取信的。

　　周代的司法官们，称为士师、乡士等等。士，即所谓的战士。古代的起名，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相反还非常有讲究。因为刑法是起源于战争的，故而以士为名。笔者认为，这便是“附于刑者，归之于士”的道理。除了“士”，别的机构都没有实施刑罚的权力与工具。

　　刑法的起源我们知道了，那刑法又是怎样从对外转向对内的呢?其原因大概有二：

　　其一：部族之中，家庭的观念兴起，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最初的社会中，一切都是公有的。孔夫子总是喜欢说“大同”，殊不知所谓的“大同”便是社会最初的模样。这个时候的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连抚育后代，赡养老人都是共同完成的，何谈其他?随着时间推移，部落之间的人们开始分工，且愈演愈烈，如此便诞生出了贫富差距，家庭、独有等观念油然而生。经济问题总是根本问题，因为经济出现差距，社会便诞生了阶级，人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越来越明显，为了约束族人、减少冲突，统治者不惜用极刑来恐吓本族之子民，故而刑罚便成了对内。

　　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战争等因素的需要，各部族之间的来往俞深，对外族实施的残忍手段亦因此有所改变。我们知道，经济总是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的，部落之间的来往有诸多的好处，如若结盟，那好处更是翻倍了。故而此时兴起了结交外族之风，也就是《礼记》所说的：“附远厚别”。附远，意为结交血缘关系疏远之部族;厚别，意为区别对待血缘相近的族人。这与春秋战国之时，互相结盟的诸侯国是大同小异的。正是因为部落之间的来往益密，所以征服之族对于被征服之族的手段变得有所和缓了，所以长平之战时，白起斩杀降卒使得举世大惊。诸侯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残忍对待被征服之族了。

　　(注：“附远厚别”出自《礼记·郊特牲》，原指异族之间的结亲联姻)

　　先秦时期刑法的组成与变化

　　先秦时期的刑法，我们知道得最为详细的，当属周代了。《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是三代的刑法。刑法由哪些元素组成呢?其一为礼，其二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需求。

　　我们先说礼。上文曾引《尚书》之言：“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按这种说法，光是五刑就有三千种判定方法了，何论其他?其实，先秦时期的刑罚之所以如此繁杂，数量如此庞大，是因为刑罚之中大多都是“礼”。礼是什么?司马光说过：“礼者，纪纲是也”。先秦时期的礼，对人们是有硬性要求的。或许这“三千”五刑，对应的正好是“曲礼三千”也说不定呢。

　　Δ周礼规范到人们的一言一行，对当时的人们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有些人为，三千种刑罚太过繁杂，人们不可能记住。其实，这种大多都是“礼”的刑罚早已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就拿我们今天来说，你从出生到现在共学了多少中礼貌的行为?酒桌上有礼，谈话中有礼，面见长辈时有礼，我们所知的礼仪都可以成百上千而论，又何况特别注重礼仪的古代呢?

　　Δ《礼记》中记载了很多的先秦礼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刑罚的另一来源，是统治阶级对人们的要求。由于先秦时期的典籍大多已经缺失，我们只能从后世的一些记载中窥其面貌。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是来自于李悝的《法经》。法经已经遗失，但据《晋书·刑法志》所言，其分为六部：盗、贼、网、捕、杂、具。六部之中，盗与贼是用来确定盗贼罪名的，网与捕是用来劾捕盗贼的，杂则是其他的一些法令，比如禁止逾越城墙之类，具则是用来确定其具体该受到的惩罚。《法经》六部，全部都是国家对人们的要求，无一关于“礼”的记载，笔者认为这是具有划时代效应的。法经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彼时的社会，已经从注重“礼”，转变成了注重“质”。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礼崩乐坏的年代，而毁灭往往伴随着新生。周礼被时代所弃，法律的着重点自然有所转变。此时的“刑法”，出现了是否该“诛心”的问题。所谓诛心，通俗点来说，就是是否该评判其做事的动机。若诛心，则心怀不轨者就算是没有触犯到法律，也会受到惩罚;若不诛心，则只论其行为而不关注其动机。

　　春秋诛心，鲁文公虽不丧娶，犹丧娶也。——《阅微草堂笔记》

　　春秋诛心，战国时发生了改变。战国时期变法家最著名者，当属商鞅了。《商君书·更法》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仅凭这一段话，我们便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统治者思想之转变，其中的“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更是一语中的，直接指出当代刑法之潮流。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之后，又兴起了一股“诛心”之风，那便是汉朝的“《春秋》断狱”。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司法受其影响，司法长官只凭《春秋》一书，来决定案件中孰是孰非。所以《盐铁论》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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