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辽朝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辽朝是由马背上的民族契丹所建立的一个朝代，所以在辽朝建国200余年以后，由于常年居住在草原上，以游猎生活方式为主，这个朝代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捺钵。这个政治制度，为辽国根据其疆域面积和民族文化习俗，首创而成的一项特殊制度。出于各种原因，辽朝在历史教学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以至于人们忽略了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特性。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应该被后人所忘记，这次不妨就了解一下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
“捺钵”起源
“捺钵”是契丹语音译而来，也翻译成“纳拨、纳宝”等词。这个词语首见于《辽史》，它在契丹语中的意思为“行宫”或“行在”，其实就是特指辽国皇帝出行之时所居住之地，就为辽国的政治中心。《辽史·营卫志》对于这一词也做了详尽解释：“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鱼，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史书中的这一解释，已经揭示了正是由于契丹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才造就了这一政治制度。
契丹族，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到游牧民族，他们由最初的鲜卑族一支演变而来。立国之前，契丹族以狩猎经济为主，生活在辽河上游一带，这里有高山、平原、森林、草原，为他们的狩猎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物产。契丹人游徙转场，逐丰茂水草而居，其实就是为了补充他们的狩猎物资，所以辽国的立国之本，是建立在狩猎经济之上的，这也是辽国立国后长盛不衰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甚至可以与中原汉人的农耕经济相提并论。
契丹建国以后，由于农耕经济的发展，狩猎经济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是统治者始终没有忽略狩猎为传统习惯。虽说这时候的狩猎活动已经逐步演变成为契丹人的平日里的一项娱乐活动，但是在《辽史·太宗纪下》记载，自从契丹建国之后，太宗实行四时捺钵制，通过这一制度，可以保证契丹人的尚武精神不被丢失。总的来说，捺钵制度的实行，是基于契丹游牧民族的本身特点所形成的，它既能够传承祖先的狩猎传统，又能够加强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同时通过不断的迁徙，加强了对各个地区的监督，保证了国家统治的稳定。这一制度的形成与定型，对于辽国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时捺钵特点
既然捺钵制度以“四时各有行在之所”为特点，才有着“春夏秋冬四捺钵”之称。相信有不少读者好奇，辽朝的皇帝在春夏秋冬这4个季节里，究竟会在哪些地点驻扎?又会在这些不同的季节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呢?其实在辽朝早期，由于捺钵制度从未定型，所以最初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地点和活动。直到圣宗时期，四时捺钵制基本已经确立了4个季节捺钵的主要地点和活动。
春季捺钵的地点主要有四处，鸭子河、挞鲁河、鱼儿泺、鸳鸯泺等地，因为与河水有着紧密联系，所以春捺钵也被称之为“春水”。每年正月上旬，辽国皇帝从上京出发，到达前文中的这几处地方以后，由于河水还未解冻，便在河面上扎起帐篷，皇帝坐在冰面上“凿冰钩鱼”;河中冰块解冻之后，正是鹅雁北归之时，于是皇帝放飞“万鹰之神”海东青捕鹅。随后再用捕获的第1条鱼和第1只鹅，举行头鱼宴、头鹅宴，这也是契丹人非常重要的婚庆活动。除此之外，皇帝还要利用春捺钵接见属部首领，考察各属国国情，探讨政治制度。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捺钵作为一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夏季捺钵的地点更为广泛，每年基本没有固定场所，皇帝去的最多的是吐儿山，《辽史》中记载，道宗皇帝每年先到黑山祭拜圣宗，观赏金莲，最后前往幸子河避暑。到达夏捺钵的避暑之地，于山中支起行宫，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南、北臣僚会议，通过这次会议，皇帝将与这些南面北面的大臣共同商讨军国大政。等到会议结束，皇帝与众臣游猎张鹰，讲武演习。利用这个夏季，皇帝祭祀、消夏、游猎、会议，其工作内容和娱乐活动也安排的格外充实。
秋季捺钵的地点通常为伏虎林，时间为7月中旬，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内容为进山秋猎鹿与虎，所以秋捺钵也被称为“秋山”。据史书记载，伏虎林坐落在永州西北50里处，这座森林里面常发生猛虎伤人、伤畜牧之事，所以辽朝皇帝带领着猎手，在这里捕虎射鹿，既解除了百姓的后顾之忧，又能够通过此次入山捕猎活动大会属部。因秋捺钵时间较为短暂，所体现的政治功能并不明显。
冬捺钵可是一年之中辽朝皇帝的牙帐居住最久的地方，它的具体地点为坐落在永州东南三十里处的广平淀。这里地形平坦，冬月里的时候气候稍微暖和，辽国皇帝便在这里校练讲武，接受南宋诸国礼贡，与南北大厂臣商讨国事。相比较于前三个季节的捺钵，冬捺钵的行宫又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聊过用来接待各国使节礼贡的重要地点，这从侧面表现出，冬季辽国的狩猎经济并不发达，同时也彰显了辽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辽国这项特殊的迁徙流动政治制度，对于整个契丹族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在四时捺钵制度的影响下，辽朝皇帝四季迁徙的行宫，是辽国的政治中心、军事基地、生产单位，同时又增强了契丹人超乎寻常的战斗力和竞争力。辽国人逐水草而居，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从未改变，即便是在看着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仍然用这一项出的政治制度，保留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特点。纵观整个北方少数民族，能像契丹人这样形成一套理论化系统化法制化的政治制度，辽之后的任何一个王朝都难以超越辽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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