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战争与辽高丽战争的性质不一样。前者是属于内战，是中国历史的另一次南北朝，如果算上西夏，则是另一版三国志;后者则是辽国对我国东北地区领土和主权的再确认过程。

　　元朝建立后，脱脱组织人员编写史书。无法确认辽、金、宋三个国家谁是正统，因此干脆单独记史，分别了做了《辽史》、《金史》、《宋史》，干脆都给承认了。因此，在中国史学界来看，辽宋之间的战争应是中国的内战。

　　唐朝攻灭高句丽，然后帮助新罗攻灭百济，新罗的土地一直在朝鲜半岛东北半壁。后来新罗趁着武则天掌权时东北地区发生叛乱，中央势力不能及时应对，吞并了原百济地区，并将土地向北部扩张。

　　唐王朝原本在东北地区设置了安东都督府和熊津都督府治理东北和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故地。唐玄宗时，对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了既成事实上的承认，册封了渤海国，将大同江以南的土地都赐给了新罗。8世纪中期后，随着唐王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能力减弱，东北地区先后兴起了渤海国、后突厥、回鹘、契丹等多个强权势力。在朝鲜半岛立国的新罗也趁机侵夺唐王朝的土地，先后占据了熊津都督府的九州之地，并将土地向北扩展到大同江流域，与渤海国接壤。

　　9世纪后期后，新罗境内的地方豪族多次举兵叛乱，自号将军、城主等，脱离新罗统治。其中甄萱、北原的梁吉及其部下弓裔等成为最有力的势力。甄萱原本是尚州出身的农民，在西南海建立军功被升为将领。892年以完山(今全州)为根据地起兵，攻占武珍州(今光州)独立。后纠集周边豪族以扩大势力，900年自称(后百济王)，於朝鲜半岛西南部建立(后百济)。

　　弓裔891年起兵反新罗，随梁吉於江原道等地作战。898年以松岳(开城)为都於北部建立了(后高句丽)，901年推翻梁吉自行称王，建立独自的年号与官制。后高句丽904年改国号为(摩震)，905年改为(泰封)。

　　自此，算上原来的新罗国，朝鲜半岛继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前的百济、新罗、高句丽之后再一次上演了三国杀。只是这次出现的三个国家，本质都是新罗内部的分裂势力，在性质上与原来的三国时代不能等同耳语。如高句丽的主要疆土和都城、民众都在我国东北境内，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

　　如中国的三国时代的历史剧本差不多，与曹、刘、孙三家混战数十年，最终三国归于司马氏如出一辙。公元918年， 弓裔的心腹爱将王建(系地方豪强，司马懿性质)叛变自立，攻灭了泰封国，建立了高丽国，建元“天授”。随后，王建开始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公元927年， 甄萱帅兵进攻旧主新罗，占领庆州，杀了新罗景哀王(类似夷陵之战)。随后，王建以为新罗报仇名义发动了对甄萱的战争。大战连年，最终高丽技高一筹。在936年后百济国内发生叛变时，趁机灭亡了后百济。而在935年，新罗已经向高丽奉表投降。所以，立国18年后，王建建立的高丽统一了新罗故土。

　　这之间有一个让高丽如鲠在喉的意外事件。即916年在东北，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政权。这个游牧民族政权颇为强大，在公元926年就攻灭了原来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王建此时正在与甄萱作战，无暇他顾。

　　作为高丽太祖，王建有着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这在他给自己的国家取名高丽就可以看出来。王建自认为是高句丽的继承者，要求继承的土地自然是包括在辽东地区的东北了。可是契丹人快人一步，捷足先登。在高丽还没有完成内部整合前，就把东北给收了。

　　当王建整合了内部，就开始了他的扩张野心。当时的契丹(辽国)正与新兴的中原王朝宋朝进行连绵日久的大战，一连打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契丹人的所有心思都被集中到南方了幽云十六州。高丽探知消息，一面勾连北宋，一面加紧北进，攻占鸭绿江以东的渤海国故地。

　　高丽贪得无厌，在北宋和辽国之间首鼠两端，两头拿好处。女真人世代居住的地方被高丽无情的侵占，消息报至契丹王廷。北宋要北伐时，又派人约盟高丽，一同进攻辽国。当时是辽圣宗当政，本计划派遣攻打高丽，却在臣下的劝谏下不得不派萧恒德作为使者主动向高丽请和。辽国向来眼高于顶，目中无人，自诩为上国大朝，如今甘愿向称藩的小国高丽请和，这给足了高丽面子。

　　萧恒德说：“汝国兴新罗地，高勾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若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

　　萧恒德说，高丽是新罗的继承者，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只能占有新罗之地，原高句丽之地为渤海所继承，辽朝灭亡渤海，理应从渤海手中接管原来的高句丽之地。况且，高丽既然与契丹接壤,就应该和契丹建立友好关系，可高丽不但不与契丹建立友好关系，相反越海事宋，意欲与宋联合夹攻契丹，是对契丹不友好的表现。所以，契丹特发大兵来攻。萧恒德开出了条件，如果高丽退出所“侵蚀”的原高句丽的土地，与宋朝断交,遣使向契丹“朝聘”，契丹即可退兵。

　　高丽国的中军使徐熙听了萧恒德的话，回答说：“非也。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今辽宁辽阳) 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外亦我境内，今女真盗据其间，顽黠变诈，道途梗涩甚于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还我旧地，筑城堡通道路，则敢不修聘。"

　　徐熙的话里有几层意思。高丽虽然兴起于新罗之地，但其并不以继承新罗之地为满足，还想继承原高句丽之地，因此宣称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其意不外是为进取原高句丽之地寻找借口。徐熙正是按照这样一种继承理论进行推论，认为不仅朝鲜半岛北部原高句丽之地应该归属于高丽，就是包括东京(今辽宁辽阳) 在内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原高句丽之地也应该归属于高丽。徐熙这样说,不过是打着高句丽继承者的旗号,为本国争取利益而漫天要价。

　　辽国因为被北宋的战事牵绊，不想节外生枝，因此就把鸭绿江以东的数百里土地都赐给了高丽，前提条件是断绝与北宋的关系，向契丹称藩。

　　当辽国与北宋两个大国终于意识到谁也灭不了谁后，开始捐弃前嫌，共同建设“兄弟之邦”，辽国终于得出空来收拾反复无常的高丽了。

　　辽朝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是有条件的，一是高丽必须向契丹称臣纳贡，二是高丽必须与宋朝断绝关系。可高丽在与契丹签订盟约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之后,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

　　首先，高丽与契丹签订盟约之后，确曾一度按照盟约的要求,与宋朝断绝了关系，可很快又与宋朝秘密往来，遣使入宋,“自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仍请归附如旧", 请求像以前一样与宋朝建立宗藩关系。王建去世时，还告诫子孙后代说，国内各个民族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性生活，不要多加干涉。唯有一条，我国久慕唐风，不能学习契丹。因此，对高丽来说，尽管契丹给了实际好处，但还是从心底里看不上。

　　其次，高丽虽然与契丹签订了盟约，但对契丹并不信任。他们在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赐地的圣谕之后，当即率兵驱逐女真，修建了六座城池，防御对象就是契丹。同时，没有按照臣下属国的要求经常前往契丹朝贡。后来,高丽大臣康肇(兆) 废弃穆宗另立显宗，也没有像臣下属国一样向契丹请示并求得契丹的册封。

　　再次，高丽与女真虽有矛盾，但为了对付契丹，高丽除了挑拨女真与契丹的关系以外，又暗中拉拢女真以便壮大自己的势力。

　　辽圣宗得知这些情况之后,大为恼火，遂以高丽筑城，是“贰于己”派遣使者追索六城。高丽国王显宗王询"不许"六城。辽圣宗于是在在1010年，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征伐高丽的战争。

　　这次战争辽国长驱直进，高丽王室南逃。辽军进入了高丽都城后，被高丽军偷袭，损失惨重，“帐族卒乘罕有还者,官属战没大半”。辽军恐怕战事迁延，就撤兵回国。高丽担心辽国怒心再起，就派了使者求和，算是给辽国一点面子。

　　辽圣宗自然不甘心失败，又以高丽显宗王询不亲自来朝为借口，在1014年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战争。这次战争，辽军先胜后败，主要因为辽军乘虚而入，顿兵于坚城之下，却没有做攻城准备，只好抢掠一番而回。在返程中与优势的高丽军遭遇，野战中因为天气原因落败。此役辽军惨败，可作为得胜一方的高丽连年征战已元气大伤，无力亦无勇气再战。

　　辽国在高丽境内武功不胜，因此没有取回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但是却保有了一块在鸭绿江东的立足点，辽国建设了保州，成为辽国的东大门。

　　高丽国的战略价值不大，辽国的战争决心和意志不强，不愿意在这个方向投入太多的资源。辽国与高丽的战争，是为面子之战。辽国及后来的金国，对高丽这个国家往往都采取了姑息的策略，满足于其称藩。辽国的战略方向，始终在幽云十六州。高丽的应对策略也颇为高明，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打不过时绝不硬拼，能跑则跑，能求和就求和。即使在战争中取胜了，也能适时给辽国皇帝面子，称藩称臣。

　　高丽本国自立国以来，平稳发展了一百多年，统治稳定性和合法性已经建立起来了，也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对这样一个牛皮糖对手，辽国提不起来兴致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对土地贪婪成性的蒙古人，也对满足高丽的称藩，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辽国之所以不灭高丽，是因为其无大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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