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北将军班第是怎么死的?乾隆对此愧疚不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清代发生的对外、对内战争中，主帅被围自尽的事情鲜有发生。可乾隆时代定北将军班第之死，还是康熙以来清军战史中的第一次。这场九十四年内罕有的大悲剧的发生，与乾隆的失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乾隆帝自己对此也是愧疚万分。

　　一

　　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定北将军、兵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一等诚勇公班第，参赞大臣、三等襄勤伯鄂容安，定边右副将军、一等超勇公萨喇尔率兵，从伊犁河北尼楚滚将军府第出发，匆匆忙忙向崆吉斯退去。

　　原来，阿睦尔撒纳已经反叛，其党羽起而作乱呼应，宰桑阿巴噶斯、哈丹率人抢掠西路台站，夺取官茶。伊犁的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乌克图、图布慎、巴朗等，纠集喇嘛及回人，于二十三日抢掠台站，二十四日占据了伊犁，班底等兵少力薄，无法抵挡，只好撤退。

　　克什木等人率众紧紧追赶，二十九日于距伊犁二百余里的乌兰固图勒，将班第、鄂容安、萨喇尔重重包围。萨喇尔见敌兵势大，即欲奔避，鄂容安相告说：“贼来，当于决战，何至奔逃。”萨喇尔不听劝阻，鞭马逃走，兵多从逃，只剩下侍卫及卫卒六十人。班底与鄂容安力战不支，相顾曰：“今日徒死，于事无济，负上托耳。”班底拔剑自刎，鄂容安令仆人刺己腹部而死。

　　阿睦尔撒纳叛逃以后，台站中断，音信隔绝，清廷与班底失去了联系，很久都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过了一个月，即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乾隆帝才第一次看到了关于班底去向的消息。北路参赞大臣哈达哈报告：据从伊犁逃出之人报告，班底、萨喇尔由西路从哈什带兵出来。

　　但是这个消息是不准确的。第二天，西路参赞大臣策楞的奏折送到京城。策楞报告：据从伊犁掏出来的索诺木告称，敦多克曼济等“会同喇嘛、回人作乱，班第、鄂容安被陷。”

　　乾隆帝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于二十三日谕军机大臣，命即令策楞与参赞大臣玉保、扎拉丰阿设法和班底通信，将下述谕旨传达班底等人：

　　“以朕初意，准噶尔危乱之余，甫经安定，若屯驻大兵，恐多惊扰，是以但命伊等驻扎办事，兵少力弱，为贼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为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惟以一身之殉，则所见反小矣。鄂容安素称读书人，汉苏武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节而归，阿睦尔撒纳固不必匈奴，我大清又岂汉时可比，自当爱惜此身，以图后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识大义，遽尔轻生。”

　　在乾隆帝执政二十年来下达的成千上万道的谕旨中，这道谕旨是相当特殊的。乾隆帝非常强调气节，多次宣讲，为臣必须坚守臣节，食君禄，忠君事，为国捐躯在所不惜，以身死节，名垂千古。

　　就在五年前，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除谋叛的藏王后，因被乱军包围力穷自尽。乾隆帝高度赞扬了二人以身殉国的崇高气节，在其丧还之日，亲临祭奠，追封傅清、拉布敦为一等伯，二人之子孙世袭一等子，各赐银万两，并建祠于京师，命名为双忠祠。

　　乾隆帝对雍正九年和通泊之败时为准军所俘未曾尽节的官兵，十分鄙视，以其重生失节，谕令分别处死或罚配为奴。可是，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不仅不用以身殉国之义相胁，而且还苦口婆心地劝谕他们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机脱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了苏武牧羊十九载为例相劝，确是情深意长，百般宽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细看谕旨，原来乾隆帝怀有深深的内疚之情。

　　二

　　这次班第、鄂容安的失败及其自尽，固然有其本身的责任，他们的工作有不少欠妥的地方。班第身为大将军，肩负安抚、辖治厄鲁特四部的重任，理应抓紧做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响的上层喇嘛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让他们管好下属，安分守法，各就本业。

　　假如说班第对投诚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见，开诚晓谕，有应鼓励者，奏闻加恩”，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但是班底却过于谨慎，气局狭小，好亲细事，除办理奏事外，从不与他们相见。

　　鄂容安虽是进士出生，久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历任巡抚、总督，颇有才干，但他不谙军务，又不同蒙古语，“一应机密筹划，未能洞悉”。萨喇尔倒是善于征战，也拥有显秩，身任定边右副将军，受封一等超勇公，但其原来仅系台吉达什达瓦手下的一员桑宰，地位不高，名望不大，厄鲁特部四部台吉，对他并不服气，甚至还有一些反感。

　　班第、鄂容安、萨喇尔三人本应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对付险局，而他们却“性习各殊”，意见参差，甚至不睦，严重影响了安定准部的工作。

　　兼之，阿睦尔撒纳又是狡诈之人，他早有安排，在班第、鄂容安身边安插了不少党羽，导致了“一朝有事，缓急无应”。再者，军营中存贮了大量的金帛茶布，自然就成了攻击的目标。

　　三

　　尽管乾隆帝对班底三人的过失了然于胸，但他并未借此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减轻本人应负的责任。他之所以下达劝告班第等不要殉节的特殊谕旨，就是因为他承认和公开宣布此次失败，主要应归咎于他自己的决策有误。

　　正是乾隆帝低估了敌情，只从省粮饷少惊扰部民考虑，攻占伊犁就快速撤兵，仅留下区区五百名士卒，去对付那“素称狡诈”人心难测的辽阔新域，一旦骁勇多谋、威望颇高的辉特汗阿睦尔撒纳作乱兴兵，班第等自然是“兵少力弱”，难以支持，所以，乾隆帝才打破惯例，尽量劝慰三人不要轻生，并命令策楞等竭力遣军前往营救。

　　乾隆帝刚于十月二十三日下达了谕劝班第等勿寻短见待军营救的谕旨，第二天，二十四日收到了策楞呈述班第、鄂容安自尽，萨喇尔被锡克锡尔拿获送往伊犁的奏折。乾隆当即降旨，谕令策楞加紧征剿阿巴噶斯、哈丹游牧，相机前往伊犁。

　　第二年，班第、鄂容安的灵柩运到北京，乾隆帝亲临祭奠，令执倡乱叛酋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寻以班第二人义烈，仍命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建祠于京师，亦命名双忠祠，并“图形紫光阁”。乾隆帝还破例赐鄂容安为“刚烈”，亲写赞文，其中有“用违其才，实予之失”等句，对其之死不胜惋惜，深深引为己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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