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仙芝起义的口号是什么?王仙芝起义有什么历史意义?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虽然说唐朝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盛世时期，但其实在盛世的背后，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唐朝末期，因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压迫，所以也是有一些农民起义，其中就有王仙芝起义。王仙芝是唐朝末期的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也是后世一些文学作品当中的主角，那么王仙芝所领导的这一次起义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对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宣布起义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初，王仙芝在濮州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发出檄文，斥责唐朝吏贪赋重税，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率领起义军攻克曹州(治今山东曹县)、濮州。
迅速发展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六月，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黄巢起义响应，率众数千会师曹州，声势日益浩大。四方苦于苛征暴敛的百姓，散居民间的庞勋旧部，争先投奔义军，发展到几万人。攻郓州(治今山东东平)，袭沂州(治今山东临沂)，推动农民反抗斗争迅猛发展，到十一月，农民起义军“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同年十二月，唐僖宗李儇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特赐禁军3000人，甲骑500骑，并命河南诸藩镇所遣各军均由宋威指挥。
南征北战
乾符三年(876年)七月，唐军同王仙芝义军战于沂州城下。面对强敌，王仙之避实就虚，率部长途跋涉，于八月西进河南，不10日连破8县，占阳翟(今河南禹县)，据郏城(今河南郏县)。唐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镇守洛阳。令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2000北上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邓州(治今河南邓县)，扼守要道，凤翔节度使令狐绚和邡宁节度使李侃选步兵1000人、骑兵500骑进驻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凑成一条以洛阳为中心的防线，妄图阻止王仙芝西进，并进而聚歼义军。王仙芝率领义军不畏强敌，猛攻汝州城，全歼官军，占领汝州，取得杀死唐将董汉勋、刑部侍郎刘承雍、生擒刺史王镣的重大胜利。东都大震，百官出奔。吓得唐僖宗在长安取消了重阳内宴，下诏赦免王仙芝罪，“除官，以招谕之”，妄图收买王仙芝。王仙芝乘胜北上攻占阳武(今河南原阳)，在攻郑州时，与唐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战于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战败后义军分兵两路。王仙芝率一部义军南下，十月攻打唐州(治今河南沁阳)，邓州;十一月继续南进，一举攻占郢州(治今湖北京山)，复州(治今湖北沔阳);十二月攻随州(治今湖北随县)，转向东南挺进安州(治今湖北安陆)、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另一支义军东进淮南，从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取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一带，声震淮南。半年时间里，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广大地区流动作战，打得官军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迅速发展到30万人。蕲州刺史裴倔不敢抵抗，开城迎降。为王仙芝上表求官。唐僖宗封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便想投降。因遭到黄巢的责骂，义军强烈反对，王仙芝才勉强拒绝降唐，并与黄巢分兵作战，削弱了义军实力。
乾符四年(877年)正月，王仙芝攻取鄂州(治今湖北武昌)。七月，与黄巢合兵攻打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失利后于八月攻占安州、随州，以后又转攻复州、郢州。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唐王朝在三月发布《讨草贼诏》，动员官军和地方武装加紧镇压起义军;同时对义军发动政治攻势，如解甲投降，必当超授官爵，厚赏资财。王仙芝于十一月再次写了降表，派他的心腹大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去邓州请降。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送他们前往长安途中，被妒嫉其功的招讨使宋威派人劫持，谎奏在颍州(治今安徽阜阳)西南作战俘获，在狗脊岭(在唐长安城内东市)将尚、蔡等人斩首。这个消息使王仙芝十分忿怒，率军南下，渡过汉水进攻荆南(今湖北江陵)。
乾符五年(878年)正月初一，义军攻占罗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率兵来救，败义军于荆门。王仙芝解围而去，到申州(治今河南信阳)东又被招讨副使曾元裕击败，义军损失2万。这时，唐王朝以宋威“杀尚君长非是”，镇压起义“无功”，解除其兵权，擢升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又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运转使，集中优势兵力，加紧围剿王仙芝。
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王仙芝义军被曾元裕包围于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经过无数场激烈的战斗，义军5万余人英勇牺牲，并且在突围中王仙芝不幸战死。余部渡江转战江南，另一部由尚让率领投奔黄巢继续战斗。
王仙芝起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唐朝封建政府的腐朽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向前发展，影响深远，其后续的黄巢起义更是迫使唐朝政府退随到了四川，直接打击了封建最高统治者。
作为这次农民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的王仙芝，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特质和宝贵品质，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软弱、妥协和局限性;既敢于反抗剥削，又对地主阶级抱有幻想。回顾王仙芝起义的整个过程，从起义开始到战死，三年之间。
王仙芝提出“平均”口号，对动员农民起而反抗唐朝黑暗统治具有很大推动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与反抗性的集中体现，值得赞扬，但是在胜利面前经不住考验，在失败面前经不住打击，一再向地主阶级乞降、退让，削弱了起义力量，分裂了革命阵营，导致了对敌斗争的失败，不能不说他的失败，是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阶级很好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只是因为封建小农经济完全依赖于土地等生产资料，而土地等生产资料又是属于地主阶级所有，才致使封建小农对地主阶级产生妥协、退让的心理，才使他们不敢完全地打破封建统治秩序，才使得他们不能够向更高的革命阶段迈进，取得更为辉煌的革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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