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宰相制度的演变!政事堂制度最后能取代宰相专权吗?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官僚体制在中国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自秦朝的郡县制。它历经了上千年的更迭，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不断变化着不同的形态。其中，要论古代官僚制度何时成熟成型，则要首推隋唐时期。隋朝历史虽短，确实中国古代许多优秀制度的创制时期，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详述。本文我将主要从唐朝时期的中央官制为切入点，谈一谈我对唐朝中央行政运行方式的理解，了解一下大唐盛世是否与其独特的政治制度有关。

　　三省六部制的创制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政治史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中央统治与地方分治的关系，另一条则是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对比。在秦朝建皇帝专制制度，皇帝下设置丞相以后，皇权与相权就展开了长达千年的拉力战，毕竟在相权制度建立之初，丞相是正儿八经的政府一把手。但随着皇帝权势逐渐加强的需要，想法设法从各个方面限制相权是所必需的，这些方法可能是任用宦官或者外戚，比如汉。但更多的手段是皇帝来不断分化丞相的权利，一个典型朝代就是唐，采用的方法为创制三省六部制。

　　我们都知道，一项制度的创制和成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有萌芽状态一步步进化演变而来。唐朝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度也是如此。何为三省六部?即在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设置三大部门，正所谓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别掌管起草诏令、封驳审议、执行的职能。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一提到唐朝的中央部门，仿佛就与“三省六部”挂起了等号，其实不然，除了上文提到的三省以外，还有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只不过这三省权力太过于鸡肋，后人就直接忽略不计，把六省统称为“三省”了。

　　众所周知，隋朝是在唐的眼皮子底下所灭的，况且唐朝跟隋朝杨氏家族一样，血液里都有胡人血统，这足以使得唐朝统治者警醒，吸取前朝的教训，在中央制度层面实行更为有效的方式来维持秩序。因此唐代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度，三省之间分工明确，有效防止了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同时这个时候的政府首脑已经不再称丞相，而是将丞相权力进行分割，交由三省，中书省最高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为侍中，尚书省则由尚书令负责。这三部门的掌管统称为“宰相”，但权力跟以前的丞相无法同日而语。三省之间分工明确，有效减少了决策的失误。

　　三省六部制的运行机制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三省的分工负责。中书省负责发出唐帝国的一切重要政令，但我们须知，在这样一个皇权社会，最高政令理应由皇帝发出，于是唐朝采取了折中方法，即在名义上来说，诏令是皇帝发出的，但实际皇帝并不参与其中，这些所谓的“敕令”是由中书省的文书性质官员“中书舍人”所起草，这在当时称为“五花判事”。

　　中书舍人官职不高，但却握有起草撰写命令之权。等中书舍人将政令起草完毕以后，中书令或者中书侍郎从中摘取一篇优秀者稍加润色，这便成为一篇正式的诏书了。即使如此，现在的诏书还是没有法定效力的，还需要交由皇帝手中进行画敕，然后送达门下省，由门下省长官侍中或者侍郎进行审核，如有不当，可向门下省提出反对此项诏书，发回让其重新修改，称为“涂归”，又叫“封驳”。直到门下省同意通过以后，这样的诏书方可经由尚书省来执行。

　　唐朝疆域广大，每天要有成百上千的事务需要处理，尚书省只凭一部门之力自然无法完成，于是在尚书省下还有六个执行部门，相当于我们当今国务院下的“部委行属”。这些部门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管着官员的任用、唐王朝的财政开支、礼仪诸事、军事、刑法典狱、工程建造。这样一来便分工明确，覆盖了唐王朝大部分的事务。

　　通过这样一种指向明确，分工严明的行政体系，唐王朝的各项指令才能够迅速传达，极大地提升了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行效率。但是随着社会的演变，三省六部制度也在前前发生着量变。

　　权利上移——政事堂的出现

　　刚才我们讲到了，唐朝时期，对三省六部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但为了更快地提升办事效率，唐朝实行宰相集中议会制，三省长官以及其他参与决策的人员，讨论问题时到门下省来开会，地点被称为政事堂。政事堂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最终交由皇帝进行审阅和裁决。时间一长，政事堂逐渐成为一个凌驾于三省之上的一个决策机构。我个人认为，历史上很多制度的出现不一定要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因为很多制度的形成，是由习惯所形成。比如政事堂，宰相们长期集中开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领导班子。

　　在起初，只有三省长官才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的，此三者都是正式的宰相。但有时候也会有其他官员参与进来，同时授予着“参知政事”的名义，也是宰相，唐太宗末年，由于担任中书省的长官常年收到皇帝的重视，于是政事堂逐渐移至中书省政事堂迁于中书省 ，这对当时来说，其实是制度的一种变化。集体宰相制开始转为权相专政制。中书令为“中书执政笔” ，即是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中书令凌驾于其他诸相之上;立法出令机关 ，凌驾于审查机关之上 ，势必造成由于政令审核不力而导致的诸多失误。

　　失去监督制衡的权力 ，必然导致专权而败政。唐玄宗时期李林甫、杨国忠奸相专权误国 ，其政体上的原因肇端于此。到了武则天时期，政事堂的宰相之中也出现了分化，有了“秉笔宰相”之称，这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后来的首相了。就这样，政事堂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那政事堂内部由谁来办公呢?是由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来秉笔，他们才是政令的实际秉笔者，虽然职位不高，却握有重要的实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政事堂是如何运行唐王朝这架大机器的。其实在唐朝时期，皇帝并不需要每日上朝，而政务的中心就是这个政事堂，它每日处理的事务极多，最重要的是一些日常事务，由宰相亲自处理，讨论决定，其次是一些军国大事，宰相会议讨论出成型的方案以后交由皇帝来定夺。再者是皇帝个人觉着重要但宰相遗漏的事务，这个时候皇帝会亲自交由政事堂讨论定夺。比如在武后时期，皇帝就要宰相们来讨论来俊臣等人停妻再娶的问题。

　　政事堂制度本来是为了以集体宰相制取代宰相专权，但在运行七八十年以后，其内部也发生了裂变，内部宰相专权的势头愈演愈烈，最终又走了回头路。在这样的发展之下，政事堂制度逐渐走向了它的陌路。

　　其实回首看看唐朝初期这一系列的制度，看似煞费苦心甚至重蹈覆辙，但其目的无非是限制宰相权力，这是专制主义皇权下的必然结果，更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历史中皇权与相权不断相争的这条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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