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萨尔浒之战”明军是必死之局?明军败在了什么地方?

  萨尔浒之战明军输在哪里?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如果以永历帝被害为明清战争结束的标志,那么萨尔浒之战毫无疑问是拉开了这半个世纪战争的序幕。

  这场战争不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节点、而是敲响了由衰落走向灭亡的丧钟。其实在战斗真正爆发之前,无论是战略上的安排还是战术上的准备,明军几乎都是必死之局。

  战术方面,首先看兵力。

  明廷在战前宣传上号称大军四十七万多,这是那时战争的一贯做法,面对普通叛乱分子,凭借皇朝权威,喊口号都可能获取胜利(比如王守仁连蒙带骗吓跑了南昌叛军的守城部队)。但努尔哈赤可谓是明朝、或者说明军的老相识,这套办法对他们完全不顶用。明军的实际兵力呢?官方通报是援军十万外加辽东九万,合计近二十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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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_ 努尔哈赤半身朝服像

  但就算是这个数字,也是相当有水分的。在明中后期,将校谎报兵员吃空额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明军的援军是从各地抽调的,抽调的地方根据战争缓急的不同,则空缺的比例也不同。以京营为例,京营在晚明时期的额定兵力为十二万人,崇祯帝派遣御史核查,发现实际在职部队不到一半,其中还有大半的老弱病残;新上任的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的援军有六万之多,但监军举报其中只有二万五千多名。

  辽东原本驻防部队情况就更为凄惨。在战争爆发之前,辽东的部队就已经拖欠军饷三年,战马都不齐备,所谓强劲天下的关宁军是孙承宗袁崇焕督抚之后才有的事情。在朝廷决定“大举进剿”之前,辽东总兵张承胤、副总兵颇廷相、游击将军梁汝贵就已经在战斗中阵亡,损失惨重,明廷为了补充辽东部队的不足,便招募了真定、保定地区的壮士三万人奔赴辽东。但这三万人都只是“计划招募”,因为时间相当仓促(不足一年),人数未必达标、更遑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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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_ 袁崇焕(1584年—1630年)

  两下合计,援军如果按照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比例计算(假设新兵招募完毕),再加上业已残破不堪的辽东部队,这次参战的总兵力只能在十万人上下。

  建州方面在兵力上是不吃亏的。他们的首领就是军人出身,率领生产、作战一体的八旗军队,按照“牛录-甲喇-固山(旗)”的方式编制,一个牛录三百人,一个甲喇统帅五个牛录、一个固山统帅五个甲喇,则八旗一共有六万兵力——而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在努尔哈赤全民动员之下,归顺建州的蒙古部落以及其他女真都参与其中。而攻克抚顺时收降的李永芳也积极劝降辽东的明朝守军,并且“以汉字传檄清河、胁并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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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_ 明末辽东形势图

  战术上的第二要素,是部队战斗力。

  影响士兵作战水平的,是训练和行伍关系。

  明军将领,大多豢养了一批自家的家丁,这些所谓的家丁其实相当于自己的亲信士卒,他们地位比一般士兵低、但待遇和俸禄则比普通士兵高很多。随着后来战争的扩大,明军中家丁的成分越来越多,因而军队的军阀化、粮饷的耗损逐渐严重,但明廷依旧没有选择解决这个问题,个中要因,就是家丁的战斗力很强——至少比普通士卒强得多,是一支军队的核心战斗力,而其他部队大多虚有其名。

  之所以如此,与明代征兵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在卫所体系日趋崩坏以后,明军开始募兵与征兵并行,但是募兵往往具有仓促性、而征来的士兵又羸弱不堪,一般将领只能挑选自己看中的士兵作为家丁集中训练作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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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_ 戚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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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_ 戚继光

  所以一支明军中(除了戚继光等名将),能有些许战斗力的,几乎只是这些家丁团体。这样的部队结构,不仅造成了士兵之间心理上的隔阂,部队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助就很难做到。

  而建州部落则不同。他们从早期的渔猎社会形式转变过来,皇太极说他们“出则为兵、如则为农”,不仅熟悉战斗,长期在同一编制下也让士兵关系更为紧密。努尔哈赤出身辽东边军,在统领建州部队之后,就开始将部伍“明军化”,在军营管理上强调纪律、规范军令,明朝重臣熊廷弼记载“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这样严明的军纪和组织,当时的明军已经丧失了,而努尔哈赤将之使用在自己的部队上,就使得军队充满了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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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_ 萨尔浒战役示意图

  上图_ 萨尔浒战役示意图

  最后,是武器装备。

  参战的朝鲜军队在这次战争中记载刘綎这路明军“器械龃龉,且无大炮、火器,专以我师为恃”,素来仰仗火器的明军,在这次关键决战中竟然没有大炮与火器,还要仰仗朝鲜。明军在要求朝鲜出兵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一万名朝鲜士兵中必须有五千名火炮手。

  盔甲防护更不用提。后来名臣徐光曾发出这样的质问:“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是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况士卒乎?”杜松与其部将潘宗颜都力战殉国,他们二人死时异常惨烈,徐光启就此指出:明军从士卒到将帅都没有装备良好的铠甲。杜松是作为主力的,连他和他的部下尚且如此,其他明军可想而知。

  建州方面,根据来自朝鲜人和辽东人的情报,努尔哈赤早就集结了能工巧匠为之铸造武器和盔甲,兵工厂规模绵延数里。他们的部队有着良好的盔甲防护,因而敢于冲锋陷阵,不畏惧明军的火器与弓矢。

  其实从这几个角度分析,明军就败局已定了,双方就是正面交战,建州方也一定能取得优势,但明军在战略上铸成大错,则将十万大军推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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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_ 徐光启(1562.4.24-1633.11.8),字子先,号玄扈

  明军最高指挥杨镐,最先犯下的错误,就是分兵进攻。

  后来徐光启说明军“兵与敌众寡相等,而分为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敌四,岂非不知分合乎?”这显然是在骂杨镐战略失败。杨镐的想法,是通过分兵进剿、大兵合一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天兵四面而至的氛围来恐吓敌军。但努尔哈赤、这位在明军边军服役多年、和明军打过多年交道的老将哪里会被这种阵势吓到。作为在辽东盘踞多年的军头,他不仅清楚明军装备低劣、还知道明军空额居多,加上自己对地形的了解,充分利用己方的机动性,采取“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对明军分而战之。

  杨镐对于天气与地形都考虑不足,也为努尔哈赤的进攻创造了条件。从正月十六日开始,东北就天降大雪,部队的行军异常艰难,连部队的前进日期都不得不推迟。而进军的缓慢,就造成了四路部队无法协同进攻、相互策应,最先渡河的杜松就是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被努尔哈赤击败的,而最后一路刘綎,在身陷重围之际,都不知道其他三路已经兵败。可以说,努尔哈赤的战略获得了绝对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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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_ 萨尔浒之战

  明军第二个战略性失误,就是仓促进攻。

  明军在缺衣少食、装备低劣、训练不足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应对辽东战局,步步为营缓慢推进才是最正确的做法。但是财政已经濒临崩溃的明廷却一再催促部队进攻,生怕“师久饷匮”,希望早点结束战斗——杜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催促出征的。他的部队乃至火炮和战车这样应付敌军的大杀器都没带上,就过河进军了,最终兵败身死。主力战败后,其他三路都不过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明军就是在这样的战术差距之下,还采取了最失败的战略,其失败在战前就可以预知了。就在刘綎孤军深入的前几天,他曾对朝鲜将领说过,自己与经略大人杨镐有过节,杨镐宁愿这次战败也要整死自己。看来刘綎已经对战争的前途抱着悲观的态度。

  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惨败。明军四路主将三个战死,李如柏逃回后畏罪自杀,杨镐被下狱最终处决,士兵阵亡将近五万(如果按照十万人计算,那就是阵亡近半了),辽东重镇也几乎全部陷落。这样的惨败,绝对不是几个将领、统帅的失职所能造成的,而是一个政权的持续衰落,让众多因素集中在一场战争中被体现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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