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怎么搞钱的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趣历史小编告诉你。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大军南下，侵略上谷、渔阳，杀边境吏民千余人。
卫青率领汉军出击，将匈奴人痛揍一顿，俘虏数千人，尽收河南(此处指河套以南)之地，随后控制了河套地区，汉武帝在此设置朔方(在今内蒙古)、五原二郡。
朔方成为汉军与匈奴对峙的重镇，负责营造这座新城的是将领苏建，他也是西汉名臣苏武的父亲。在汉代，这是一项浩大工程，急需大量劳动力，堪比申办奥运会。
为此，汉武帝从内地迁徙10万人口到边境，派往朔方修筑新城，穿渠溉田，还顺便命人修缮了秦代蒙恬所筑的长城。为了供应这10万人的口粮以及运载物资，耗费数以亿计，中央政府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皇帝家也没有余粮啊。
天下之大，又何止一个朔方城?
汉武帝在位时开疆拓土，经略四方，北征匈奴，南服滇、越，招降羌族，定朝鲜四郡，通西南夷道。这一系列战争打下来，帝国财政hold不住，只能说“我太难了”。
汉武帝时期，一场战争的花费有时就是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
元朔六年(前123年)，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击匈奴，歼敌过万，为大汉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胜利的喜悦之后，是沉重的财政包袱。此战，汉武帝拿出黄金二十万斤犒赏三军。被俘的上万名匈奴人也得到厚赏，衣食由当地政府掏钱，感受一下大汉的温暖。将士封赏、军械马匹、粮食衣甲、安抚降众，一个也不能少。
连年的战争耗尽了文景之治的国库储蓄，使大汉王朝陷入“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的财政困难。
这场赌局，刘彻可输不起，他决定改弦更张，找寻挽救帝国财政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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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朔六年，卫青大胜的喜讯传到京师时，大农令上奏称，国家库存的钱财已经不足以应付巨额军费开支。文景之治留下的家底，不到20年就快花光了。
为弥补财政缺口，汉武帝最初采用的是卖爵，这一饮鸩止渴的老办法。
当年他爷爷汉文帝抵御匈奴时，就曾采纳晁错的建议，沿用秦代二十等爵制，规定有人向边关输送粮食，就授予爵位，高等爵位的人享有免赋免役的特权。钱穆先生曾说，朝廷卖爵，其性质亦略如近世国家之发行公债。
在财政危机下，汉武帝开始大规模卖爵，下诏设十一级武功爵，鼓励民众购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左庶长，十一级曰军卫。
买爵的人可以免罪，还有优先选任官吏，进入仕途的资格，“大者封候卿大夫，小者郎吏”。汉代卖官鬻爵的歪风正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吹起的。
大汉政府带货能力堪比当今网红主播，元朔六年朝廷卖爵的收入就高达30余万斤黄金，足够前线的将士和匈奴战俘兄弟们吃几顿好的了。
卖爵解得了近渴，却解不了远忧。
随着买爵者日渐增多，国家也就失去了一部分赋税收入，而且这些人没有通过“公务员考试”就进入政府，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官吏素质下降，官僚系统腐败(“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秏废”)，可谓顾此失彼，并不能给大汉带来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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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为朝廷解决财政危机，并深刻影响后世的是几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
年轻的汉武帝先是将目光投向了货币制度。
汉初，政府允许民间和诸侯国铸造货币，采取货币自由竞争的制度。货币史专家彭信威认为，汉初统治集团是将货币看作普通财富，认为它的购买力不变，国穷民困只是因为没有钱，铸币就是生产，有了货币，就可以购置各种各样的消费品。
开放铸币权，确实使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大大增加，但其中必然掺杂一些偷工减料的不足值货币，即“劣币”，而物资并没有随之增加。这就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甚至出现米石万钱，马匹百金的局面。
汉文帝在位时，贾谊就曾建议文帝收回铸币权，甚至要从源头禁止，不许民间开采铜矿。他认为任民自由铸钱有四害(《汉书·食货志》)：
1.有人偷偷掺用铅、铁，铸造不合规格的“劣币”;
2.劣币日多，良币减少，二者异用，市场混乱;
3.农民弃耕作而争相采铜铸钱，背本趋末，田园荒废;
4.官吏到处追捕盗铸者，“榜笞奔走者甚众”，社会动荡不安。
这是汉代第一次提出铸币权收归国有的理论，但汉文帝是一个较为民主的皇帝，不愿与民争利，未予采纳。到后来，一些掌握铸币权的豪强地主权力日盛，甚至威胁中央。
汉景帝在位时发生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之所以敢带头造反，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依靠其封地的铜矿开矿铸钱，掌握了大量货币。他在给诸侯王的信中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七国之乱后，朝廷就开始收拢铸币权，但仍有不少人为了牟取暴利，以身试法。
到了汉武帝时期，要打仗，需要更多钱来填补财政漏洞。通过垄断铸币权来达到敛财目的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中央收回货币话语权，控制金融市场，朝廷不就有钱了嘛。
元狩四年(前119年)，经过一番争论，汉武帝采纳大臣张汤的建议，进行第一次币制改革，推出了“白鹿皮币”和“白金币”。
所谓“皮币”，主要材料就是一张方尺宽的白鹿皮，饰以紫色花纹，价值40万钱。
这种只能用禁苑的白鹿皮制成的超级货币，只有汉武帝才有权力制造，他可以利用皇权，人为地操控其价值，将地方的大量现实货币无条件地收归国库。
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就下了诏令，以后诸侯朝觐皇帝或祭祀祖先使用的玉璧，一定要用花钱换皮币作垫子。一个玉璧价值几千钱，一张皮币却要卖40万。这皮币真的很皮，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皮币主要是针对王侯的经济掠夺，而“白金币”就是面向民间市场。
所谓“白金币”，是以银、锡熔铸而成的合金货币，其本身价值不高，当时银价每两不过50钱。而官方对白金币定价却远远高过其实际价值，已接近黄金的三分之二。
与皮币类似，白金币是汉武帝政府意欲用价值虚高的货币来购取商人物资而采取的措施。
此令一出，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大农令颜异以廉洁正直著称，敢于说真话，对新币制的推行表示强烈反对：“王侯朝贺的玉璧一个价值才几千钱，而作为垫子的皮币却值40万钱，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在他看来，这玩意儿估计还没比特币靠谱。
汉武帝听到这话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张汤顺着皇帝的意思，找人告发颜异，以腹诽之罪将颜大老实人给处死了。
“白金币”本身兑换率极不合理，一入市场就遭到抵制，同时民间又大量盗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仿铸的白金币来套取政府、百姓的合法货币与物资。
囤积商人只入不出，偷铸之风屡禁不止，市场混乱不堪，白金币顿失信用，只用了5年就支撑不下去。到元鼎二年(前115年)，汉武帝只好下令废止白金币，并赦免了几十万犯偷铸罪的死刑犯。
除了皮币和白金币，一直到元鼎年间，汉武帝政府几年内都在雷厉风行地推行币制改革，不断更铸新钱，先后推出了三铢钱、郡国五铢、赤仄五铢等货币，但这些货币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私人铸币、货币贬值等问题。
元鼎二年(前115年)，赤仄五铢流通时，汉武帝已经将这种货币的发行权收归中央，规定只能在京城铸造，并以红铜镶边作为辨识，一个赤仄五铢要顶五个郡国五铢。
大汉人民路子太野了，在看到赤仄五铢使其他钱币贬值5倍后，纷纷仿造赤仄五铢，使货币流通更为混乱。赤仄五铢只通用了两年就退出市场，成为汉武帝币制改革的最后一次过渡。
由于主持币制改革的酷吏张汤遭人诬陷，自杀身死，货币改革的重任落在了桑弘羊等一批新财政官员身上，贾谊的思想最终经由他们实现。
在接受之前几次的教训后，桑弘羊认为，只有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严禁任何形式的私铸、盗铸，才能缓解财政危机。
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下令“悉禁郡国毋铸钱”，一概禁止郡国和私人铸钱，将之前的铸钱统统销毁。同时，国家垄断铜矿的所有权和铸钱权，天下钱币全由上林苑铸造，命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负责，史称“上林三官五铢”。
新的五铢钱法定面值与实际价值相符，民间难以仿造，且铜矿被国家垄断，民间私铸已经无利可图，之前的各种钱币也全部退出流通。
至此，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铸币材料、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币制从短暂的自由铸币时期过渡到了国有垄断阶段。五铢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行用最久的铜币，直到唐初才废除，改用开元通宝，共历时七百多年。
实际上，官方垄断货币，也就掌握了另一种获取财政收入的直接方式。上林三官五铢刚流通时量足质优，从汉武帝到汉平帝元始年间，西汉共铸造二百八十亿万枚，到后期，难免出现政府偷工减料的情况，可说是以国家的名义造假。
如果皇帝在铸币中掺入一半的假，就可以多铸造一倍的货币。这些货币可以买多一倍的物资，劣币驱逐良币，最后货币也就贬值一半，政府相当于多收了5成的通胀税。后来，王莽改制也是拼了命地改革币制。
当市场发现汉武帝“阴谋”的时候，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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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垄断铸币权的同时，汉武帝还将国有化改革延伸到当时利益最为丰厚的几大制造业——盐、铁、酒，进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
在汉武帝建设“国企”之前，统治者以黄老之学治国，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济发展十分自由，亚当·斯密都要酸了。有学者评价：“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
汉高祖刘邦建国那会儿，出行还配不齐六匹颜色一样的骏马，一些诸侯和官员只能以牛车代替。大家都开不起劳斯莱斯，有辆五菱宏光将就一下就不错了。
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政府只好“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也就是不再设关征税，并将包括盐、铁等在内的山林矿藏资源向民间开放。这两项便民政策一下子激活了工商业，从此“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正所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经过多年的自由发展，举国上下形成一幅和平安宁、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对当时的盛世气象，司马迁有这样一段经典描述：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
不过，对盐、铁等工商业放任自流，也造成了地方膨胀的经济势力。一些豪商巨贾“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如临邛卓氏、南阳孔氏、鲁地曹邴氏、洛阳师史等富甲一方，横行天下。
司马迁将富商大贾称为“素封”，他们没有官爵和封地，却富比王侯，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一些商人与权贵勾结，败坏吏治，如南阳孔氏“连车骑，交守相”;一些商人积累的财富没地方投资，便大量收购土地，于是“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严重。
打仗太烧钱，汉武帝很是头疼。
为了补贴国家财政，他以身作则，将山泽税中数目庞大的盐铁税从少府划归大农令管理。少府负责管理皇帝的私财，而大农令主管全国财政经济，汉武帝把自己的钱包都交给国家了，可还是拆东墙补西墙。
豪强富商如此不差钱，汉武帝又缺钱，那么从这些工商业主手中夺回“山海之利”，实行“盐铁官营”，将利润最为丰厚的两大支柱产业收归国有，岂不美哉。
最初负责推行盐铁专卖制度的，是大商人出身的大农丞孔仅和东郭咸阳。
在盐业官营方面，汉武帝采纳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实行盐户出资煮盐，政府统购统销的方式。由政府招募民众组成盐户，煮盐费用由盐户自己承担，国家提供煮盐的牢盆等器具，还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煮成的盐由盐官收取，垄断专卖。
在铁业官营方面，汉武帝在各地设置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销售，全部由铁官负责，这是从源头垄断了铁器生产。
汉武帝颁布严格的法律，任何人不得私自煮盐﹑冶铁，或者擅自转运销卖。违犯者要在左脚戴上铁镣，沦为“刑徒”，或罚去戍边并剥夺其政治权利，官府还要没收其生产工具。
盐、铁是老百姓生活必需品，拥有庞大而稳定的市场，实行官营后为帝国财政带来了显著变化。《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胡三省曾统计，盐业官营一度为汉武帝贡献了财政收入的一半。(“其利居天下税入之半。”)
冶铁技术也因规模化生产而得到发展，对汉朝军队的军备大有助益，时人认为匈奴与汉军交战，到后来需要用五个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就是因为汉军装备精良。(“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罢免了孔仅的职务，任命曾在宫中担任侍中多年的商人之子桑弘羊为大农令，主管盐铁专卖。
汉武帝曾在十年内罢免或处死六任大农令，但桑弘羊领大农令后，直到汉武帝去世，竟主管帝国财政长达23年。汉武帝终于找到一个能够为其敛财充当左膀右臂的聚敛之臣。(点击此处了解：《最会搞钱的经济大臣，如何支撑起帝国霸业?》)
据史书记载，桑弘羊上任一年后盐铁专卖就取得显著效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个“天下用饶”指的是政府解决了财政危机，汉武帝终于不用哀叹“用度不足”，有钱去应付各项经费，缔造自己的丰功伟业。
在对羌、南越的战争中，也全靠桑弘羊主持的专营改革搞钱，战争经费“皆仰给大农”。时人说，汉武帝对桑弘羊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重用谋臣文种、范蠡。
后来，在盐铁专营之外，桑弘羊又增设酒类专营制度，与盐、铁并称为“三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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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为了扩大盐铁专营、整顿市场秩序，还推出了均输、平准制度。
“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办法是将各郡国缴纳的贡物，按当地市价折换成丰饶而廉价的土特产品，上缴各地均输官，然后再将这些商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
在“就近去远，就贱去贵”的原则下，政府经过辗转贸易，吃卖卖的差价。
与均输互为补充的是“平准”，规定在京师设置平准令，通过各地均输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在为皇帝创收的同时又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
均输平准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推行却弊病颇多。
汉武帝经济政策，实际上在地方培植出了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他们相互勾结，强买强卖，依靠政府资源大发横财，赚起钱来比私人工商业主还要凶狠。
有的官吏索取百姓不生产的东西，迫使他们贱卖自己生产的货物，而买进官府所要的东西来缴纳。甚至违背生产规律，在齐地征收丝绸，在蜀地征收麻布，还要不产丝、麻的地区也制作这些商品，然后低价收购，如此农民加倍受苦，女工双重纳税(《盐铁论·本议》)。
此“未见输之均也”。
有的官吏与奸商狼狈为奸，关起城门垄断市场，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百姓嫌官铸铁器太贵而不愿购买，官吏还要强卖(“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
此“未见准之平也”。
汉武帝在位时，董仲舒、卜式、司马迁等支持经济自由的知识分子，都对如此高度专制的经济政策表达过不满，甚至发表过一些违抗圣命的言论。
为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上书要求“盐铁皆归于民”，认为政府不该与民争利。御史大夫卜式是商人出身，曾上书为富商鸣不平，请求罢盐铁专卖，还因此被贬官。《史记》中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也被不少史学家看作是司马迁为反对官营工商业而写的两篇学术论文。
理想很丰满，三十年后，当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名儒生与年逾古稀的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辩论时，儒生们强烈抨击盐铁官营的政策，却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只剩下满口仁义道德。
桑弘羊如被告一般接受儒生们的口诛笔伐，桓宽在《盐铁论》中真实地纪录了这位老人舌战群儒的窘境，“大夫默然”、“ 悒悒而不言”、“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可是当桑弘羊发问时，言语中却暗藏刀剑，且刀刀致命。
在这场关于官营政策存废与否的讨论中，他提出了至今难解的“桑弘羊之问”：如果没有国有经济，帝国如何解决财政收入?我们拿什么打仗?地方割据势力膨胀怎么办?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始终是一个千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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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对商人的掠夺不仅如此。为剥夺民间资产，增加财政收入，还实行了算缗、告缗。
缗，是穿铜钱用的绳子。算缗，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计算商人手中积蓄的财产，按实际数目征收财产税，以充盈国库。一种说法是两千钱而一算，即每二千钱课税一百二十钱，也就是抽取6%的财产税。
另外，除了官吏、三老和北边骑士等特殊人群外，普通百姓有轺车(一马所驾的轻便车)者每辆征税一算，即征120钱。商人的车加倍征税，多买几辆豪车，每一辆就抽税240钱。同时，田宅、货物和船只等财产也被归入算缗课税范围。
正如当年制作白鹿皮币是明目张胆地向诸侯索取财物，算缗令是向全国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民直接要钱，手段更具强制性。老百姓有多少钱，就得照规矩拿出一部分来做贡献，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打call，帮助国家打匈奴。
算缗令颁行后，天下富商却跟汉武帝玩起了捉迷藏，争先恐后地隐匿财产。汉武帝在前面喊口号，身后却无人理睬，这就尴尬了，一场针对豪商大户的清算就此展开。
汉武帝命杨可主持，颁布了告缗令。
告缗令针对豪商大户隐匿财产的情况，放手发动群众，鼓励全民举报，凡是被告发隐瞒不报或所报不实者，将抄没其全部财产，并将一半财产奖予告发之人。
告缗令是国家对豪强富商的一次残酷打击，也是一场恐怖的“人民内部斗争”。一经颁发，官府不断接到告缗举报，民间形成一股告密热潮。
一些市井之徒、无赖游民在金钱的诱惑下，为了那一半财产而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富商大户的豪宅。
一些积财巨万的豪强富商，还没算清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就惨遭告发，被戴上刑具打入监牢、押往边地，财产全部没收，一家老小跌入社会底层。
随着告缗遍天下，不仅富商和高利贷者受到整治，全国中产以上的家庭几乎都被卷入其中，面临破产的命运。朝廷没收的财物却堆满了上林苑。史书记载，“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汉武帝特意安排一帮酷吏审理相关案件，被投诉立案的人，很少会有翻案的机会，有的案件甚至拖延十几年还未结案，监狱里关押着十余万人。
其中有一个叫杜周的酷吏，当官前穷得叮当响，只有一匹马的财产。出任廷尉后，他为皇帝敛财审理各种案件，多年以后“家资累巨万矣”，成为富豪后安然善终，其子孙相继为官，终西汉一代，簪缨不绝。
告缗运动中，有人妻离子散，有人幸灾乐祸，只有那些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贵族仍然逍遥法外。这种“乱民”恶政在几年后就宣告废止，汉武帝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百姓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
最大的赢家只有汉武帝一人，他继续挥霍大量钱财，去实现帝国的宏图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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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兴师动众打了那么多年仗，匈奴溃败，四方安定，卫青、霍去病将星闪耀，可老百姓的日子却不好过。这首汉代乐府诗《战城南》，道出了人民心中的哀怨：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汉武帝后期，民生凋敝，哀鸿遍野，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过度集中的经济大权和官僚机构带来膨胀腐败。各种与民争利的措施在为中央政府敛财的同时，也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以至“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
宋代司马光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晚年的汉武帝在缔造伟业后也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并为之由衷忏悔。
最爱君在开头说到一个故事，汉武帝曾为营建朔方城调动十万人力和上亿物资。时过境迁，到了征和四年(前89年)，汉军出兵西域，桑弘羊建议扩大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田的规模，汉武帝却否决了。
汉武帝为此颁发了“轮台罪己诏”，与当年雷厉风行的态度截然相反。
在《轮台诏》中，汉武帝提到：曾经有人奏请百姓每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作为边防军费，这会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这次派人去遥远的轮台开荒，更会使天下人劳累，朕不忍心这么做;如今应该致力于禁止苛刻暴虐的政策，减轻对民间的剥削，使天下安定。
波澜壮阔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年迈的汉武帝终于放下了执念。
然而，他开启的财政政策，已成燎原之势不可逆转，国家垄断、政府干预的“蛋糕”从此被历朝历代政府紧紧握在手中。这一“必要的恶”，将在此后的两千年中不断地循环反复，是非功过，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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