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晚清宰白鹅案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国家动乱之际，最为深受其中苦痛的人，唯有贫苦百姓。有诗写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封建的年代，唯有权势才是王道。因此，在连主持公道的官府都贪赃枉法之时，贫苦百姓才是真正的有苦说不出。
就例如，在晚清时的一件案子，俗称“宰白鸭”案，原本是要草草了事的一件小案子，不料却牵扯了众多官吏，最终事情闹大，竟传到了慈禧的耳中，事情才得意真相大白，妥善处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宰白鸭”又是什么说法?下面便好好的讲述一下这个著名的“宰白鸭”案。
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便解释了“宰白鸭”的含义：“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
所谓“宰白鸭”，就是有钱、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里遇到一些官司时，便以重金收买贫寒子弟或者是无业游民来顶替，去官府认罪伏法。而因为这些顶凶者，是为了钱财而主动去送官府的行为，就好像是因贪利而被人任意玩弄、宰杀的白鸭，故被俗称为“宰白鸭”。
这种陋俗最早是出现在乾隆年间的福建漳州、泉州以及广东的潮州、惠州等沿海地区。后来，到了道光年间，广西、江西，湖南以及浙江等省的刑案中也相继出现了“宰白鸭”的事件。史载，当时仅仅福建漳州、泉州两府，每年因“宰白鸭”而枉死的人命案就“不下百数十起。”
据《清实录》记载，道光皇帝在批点有关“宰白鸭”案件的奏折时，曾非常的愤怒，他拍案而起，严厉痛斥这种行为，并且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要坚决杜绝这种非法行为的蔓延滋长。然而，这并无太大效果。
“宰白鸭”案件，是犯案者和顶罪者双方情愿之事，即便有廉明的官员，也容易受其蒙蔽。“宰白鸭”最悲哀之处，在于即便是主审官愿意为顶凶者洗冤，却也无能为力。
而晚清时的一个案件，便大大镇压了“宰白鸭”的势头。
清光绪五年，胡体安等百余盗匪，劫掠了镇平县张楼寨张肯堂家，不仅卷走财物，还打伤事主后分路逃窜。而张肯堂报镇平县县令马翥，并派捕头刘学泰缉逮了盗首胡体安。之后胡体安照例贿赂而释放，另以18岁农民王树文冒名顶替，以图结案。
然而，在光绪七年，河南巡抚接到指令:“准刑部咨复……奉旨，胡体安处斩”。于是涂宗瀛督亲提监犯“胡体安”验明正身。但顶替的王树文不知要送命，便临刑沿路大呼冤枉，并呼道本人“并非南阳县人胡体安……系被误拿”。而大清法律规定，凡处决人犯有临刑呼冤者，便上报复审。
之后，清廉的涂宗瀛打算要亲自审判这起案件，然而还没等到王树安的父亲前来作证，涂宗瀛就因升迁而离开，而顶替他的官吏李鹤年却并没有涂宗瀛清廉，按照到时得规定，参与造成冤案者的官吏都须杖一百徒三年刑。这使有牵连的大小官员慌了神，纷纷去李鹤年处说情，制造伪证。而这些官吏为了躲避责罚而成功讨好了李鹤年，使其将王树安定罪。
但其结果却遭朝臣不满，于是他们便将此案件告知慈禧，要求慈禧明察。于是之后又派了一名官吏前来，但却遭到众人蒙蔽。于是又再次遭众官员不满。因此，王树安的性命虽危在旦夕，却也还没有执行。
好在，后来派来的张之万是涂宗瀛的好友，并且两人不仅是私交甚好，并且也同样的是清廉的父母官。因此，这次不再会出现被收买或者迷惑的事情了，而经过张之万的明察，发现了案件的真相，还王树安清白。最后，王树文供出了他只是被逼为胡体安等人看守衣服，并未参与行劫，并且与胡体安本不相识，因此只杖一百徒三年，于是王树安便不再喊冤。
而那些参与其中的官吏，流放的流放，降职的降职，倒是都接受了责罚，而那胡体安却是早早的逃走了。只不过，逃了一个小小的胡体安问题并不大，关键在于这次的“宰白鸭”案传到了慈禧耳中，并且得到了明察以及惩罚，也足以让众多官吏不敢再包庇“宰白鸭”了。
参考资料：《庸闲斋笔记》、《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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