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怎样一个朝代?三个问题解读重新认知元朝!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趣历史小编带来的元朝是怎样一个朝代?

  一、元朝儒生受歧视?

  元朝一桩常让后世读书人泪奔的槽点,就是“儒生受歧视”。以元代南宋遗民谢枋得的形容说“九儒十丐”。“元朝读书人堪比乞丐”的说法也从此流传,可要细看元朝历史,这话却叫人哭笑不得:有这么滋润的乞丐?

  在元朝的社会阶层划分里,儒生们其实也被单独开列,被划分“儒户”。元朝灭南宋前,中国北方的“儒户”,有三千八百九十户。待到南宋亡国后,中国南方的“儒户”数量,更一口气突破十万户。

  比起元朝的其他户籍来,“儒户”们简直特权多多:身份世袭,每户都要至少一名子弟儒学读书,在学生员每天享受两餐供应。免税特权更叫人羡慕——哪怕平民身份的“儒户”,除了缴纳地税等基本赋税外,竟不需要承担任何差役。而那些家产丰厚的“书香门第”,更趁机一代代兼并土地,钻足了空子。所以哪怕元末天下大乱,各方饿殍遍野,江南有着“儒户”身份的文人们,依然各种酒会诗会不断,生活潇洒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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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被后人较真的“元朝儒生受歧视”,还是因为元朝不靠谱的科举。元朝科举废废停停,总共维持了四十一年。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朝官僚体系里,原本就是“非主流”。而且就这“非主流”的录取名额,每次会试录取百名学子,“汉人”和“南人”都只有25名。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想进仕途?要么花钱买官,要么老老实实从小吏做起。

  不过哪怕这么苛刻的“歧视”规定,元朝的进士们,忠诚度也不差。从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战争起,为元王朝“殉节”的元朝进士,竟有42名之多。甚至在明王朝建国后,大批元朝贵族们要么撒腿跑路,要么毫无压力拍屁股投降时,反而是诸多曾在元朝有“功名”的前朝士大夫们,依然各种宁死不屈。

  虽然比起元末农民战争的滚滚洪流,这些“宁死不屈”的桥段,知名度并不高,却也足够说明,元朝式的“养士”,真换来不少死心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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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元“最牛黑社会”

  元朝纸币流通天下,纸币的设计也十分科学,除了有充足的准备金,更为严打假币制定了完备法律。但在一个江西铅山的“黑社会组织”面前,元朝这完美的“防假币措施”,竟一度变得不堪一击:青蚨盟会。

  青蚨盟会,是江西铅山人吴友文创立的一家“假币窝点”。比起之前历代的小打小闹来,这“青蚨盟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形式,从制造假币到发行假币,甚至拉拢勾结官员,样样都有明确的分工,甚至还有专门的武装打手。其成员数量在巅峰时期,发展到数百人。其“出品”的假币,除了在内地流通外,甚至还跨过长城界限,一路“畅销”到岭北(蒙古)地区。上当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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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操作,“青蚨盟会”当然赚得腰包发鼓。财大气粗的他们,日常抢男霸女的坏事也不少办。如头目吴友文的十多个小妾,都全是他从别人家强抢来的。就没人反抗?铅山州的大小吏员,全被他轻松拉下水。就连衙差就基本由他家的狗腿子“兼职”。告状?前脚去衙门喊冤,后脚状纸就落他手里,后果可想而知。

  这么一个死硬的团伙,竟就这样在元朝横行了十年,直到清官林兴祖担任铅山知州后,才终于被重拳铲除,但有多少假币流入市场?早已是糊涂账。

  但吴友文这样的操作,比起元朝的高官们,还是小巫见大巫:元朝的宰相绰斯戬,也瞅准了这“假钞”的油水,人家却连“青蚨盟会”都懒得办,直接把朝廷印钞的雕板搬家去,想要多少钱就哗啦啦开印,然后再换成金银储存——比起这样的硕鼠,所谓“青蚨盟会”,不过小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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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图空前的大元王朝,何尝不是被这大大小小的老鼠,最终活活啃光?

  三、元朝赋税很轻?

  元朝一项常被后人唱“赞歌”的荣耀光环,就是“赋税轻”。

  这事儿,明朝刚建国时,大批士大夫身份的“元朝遗民”们,就曾不停给元朝唱赞歌。明朝三个世纪里,不少明代的“名流”们,也是纷纷跟风。比如明朝学者朱国桢就说元朝“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万历年间的明朝政治家于慎行,更大赞元朝“赋税简宽”。似乎这个国祚没撑过一个世纪的大元朝,倒成了爱惜民力的人间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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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要从账面上看,元朝的赋税也似乎不重。元朝灭南宋时,将南宋时代的一切徭役杂税全数废除,商税也减成三十取一。南北统一后,元朝北方征收丁税与地税,南方征夏秋两税。但操作起来,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首先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元朝“迄无田制”,作为中国历史上版图空前大的王朝,元朝却连土地清丈都没做过,全国的耕地总数多少?官府可以征税的土地有多少?历代元朝君臣,都是一代比一代浆糊。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曾经大规模清丈过土地,但元朝各级官吏层层隐瞒,折腾到最后,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就糊涂继续。如此糊涂,后果也十分严重,元朝土地兼并成了常事,“私田跨县邑皆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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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兼并的土地越多,国家用来收税的土地就越少,收不上来的税,当然就落到了苦老百姓头上。特别是在出名“税轻”的江南地区,那些享受特权的“儒户”们大量兼并土地,以至于“吴人兼并武断……而小民皆无盖藏”。

  除此以外,元朝各种“加税”,也是多如牛毛,理论上“三十取一”的商税,从元世祖晚年起就屡屡加征,到了元朝中期时,已经暴涨到百倍。十四世纪初叶时,元朝的“茶课”赋税,也暴涨了六十倍。另外还有“河流”“山场”等“额外课”,几乎是每年想起什么加什么,狮子大开口要钱,以至于“国之经用,亦有赖焉”,国家财政就靠这“乱收费”。而且所有的“乱收费”,都是“凿空取之于民间”。就是苦老百姓买单。

  更有多如牛毛的徭役差役,开国时废了宋代的旧制,随后又巧立名目各种新徭役。哪怕在“税轻”的江南地区,都是“浙右病于徭役”。而且分布十分不均:“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所以单是1334年一场灾害,浙江一地的灾民,就多达五十七万户。

  这才是元朝“赋税轻”的真相,一个表面“繁荣”的历史画卷下,管理却十分低效,百姓苦不堪言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为何还会被人念念不忘“税轻”?因为对于那些士大夫们来说,这样的苦痛,他们是无感的——板子没打到自己肉上,当然不知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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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几百年后的读史者来说,这样的痛,不但痛彻心扉,更痛到值得深深思考,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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