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趣历史小编带来的元朝是怎样一个朝代?

　　一、元朝儒生受歧视?

　　元朝一桩常让后世读书人泪奔的槽点，就是“儒生受歧视”。以元代南宋遗民谢枋得的形容说“九儒十丐”。“元朝读书人堪比乞丐”的说法也从此流传，可要细看元朝历史，这话却叫人哭笑不得：有这么滋润的乞丐?

　　在元朝的社会阶层划分里，儒生们其实也被单独开列，被划分“儒户”。元朝灭南宋前，中国北方的“儒户”，有三千八百九十户。待到南宋亡国后，中国南方的“儒户”数量，更一口气突破十万户。

　　比起元朝的其他户籍来，“儒户”们简直特权多多：身份世袭，每户都要至少一名子弟儒学读书，在学生员每天享受两餐供应。免税特权更叫人羡慕——哪怕平民身份的“儒户”，除了缴纳地税等基本赋税外，竟不需要承担任何差役。而那些家产丰厚的“书香门第”，更趁机一代代兼并土地，钻足了空子。所以哪怕元末天下大乱，各方饿殍遍野，江南有着“儒户”身份的文人们，依然各种酒会诗会不断，生活潇洒自在。

　　当然，被后人较真的“元朝儒生受歧视”，还是因为元朝不靠谱的科举。元朝科举废废停停，总共维持了四十一年。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朝官僚体系里，原本就是“非主流”。而且就这“非主流”的录取名额，每次会试录取百名学子，“汉人”和“南人”都只有25名。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想进仕途?要么花钱买官，要么老老实实从小吏做起。

　　不过哪怕这么苛刻的“歧视”规定，元朝的进士们，忠诚度也不差。从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战争起，为元王朝“殉节”的元朝进士，竟有42名之多。甚至在明王朝建国后，大批元朝贵族们要么撒腿跑路，要么毫无压力拍屁股投降时，反而是诸多曾在元朝有“功名”的前朝士大夫们，依然各种宁死不屈。

　　虽然比起元末农民战争的滚滚洪流，这些“宁死不屈”的桥段，知名度并不高，却也足够说明，元朝式的“养士”，真换来不少死心塌地。

　　二、大元“最牛黑社会”

　　元朝纸币流通天下，纸币的设计也十分科学，除了有充足的准备金，更为严打假币制定了完备法律。但在一个江西铅山的“黑社会组织”面前，元朝这完美的“防假币措施”，竟一度变得不堪一击：青蚨盟会。

　　青蚨盟会，是江西铅山人吴友文创立的一家“假币窝点”。比起之前历代的小打小闹来，这“青蚨盟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形式，从制造假币到发行假币，甚至拉拢勾结官员，样样都有明确的分工，甚至还有专门的武装打手。其成员数量在巅峰时期，发展到数百人。其“出品”的假币，除了在内地流通外，甚至还跨过长城界限，一路“畅销”到岭北(蒙古)地区。上当者不计其数。

　　如此操作，“青蚨盟会”当然赚得腰包发鼓。财大气粗的他们，日常抢男霸女的坏事也不少办。如头目吴友文的十多个小妾，都全是他从别人家强抢来的。就没人反抗?铅山州的大小吏员，全被他轻松拉下水。就连衙差就基本由他家的狗腿子“兼职”。告状?前脚去衙门喊冤，后脚状纸就落他手里，后果可想而知。

　　这么一个死硬的团伙，竟就这样在元朝横行了十年，直到清官林兴祖担任铅山知州后，才终于被重拳铲除，但有多少假币流入市场?早已是糊涂账。

　　但吴友文这样的操作，比起元朝的高官们，还是小巫见大巫：元朝的宰相绰斯戬，也瞅准了这“假钞”的油水，人家却连“青蚨盟会”都懒得办，直接把朝廷印钞的雕板搬家去，想要多少钱就哗啦啦开印，然后再换成金银储存——比起这样的硕鼠，所谓“青蚨盟会”，不过小老鼠。

　　版图空前的大元王朝，何尝不是被这大大小小的老鼠，最终活活啃光?

　　三、元朝赋税很轻?

　　元朝一项常被后人唱“赞歌”的荣耀光环，就是“赋税轻”。

　　这事儿，明朝刚建国时，大批士大夫身份的“元朝遗民”们，就曾不停给元朝唱赞歌。明朝三个世纪里，不少明代的“名流”们，也是纷纷跟风。比如明朝学者朱国桢就说元朝“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万历年间的明朝政治家于慎行，更大赞元朝“赋税简宽”。似乎这个国祚没撑过一个世纪的大元朝，倒成了爱惜民力的人间乐土。

　　而要从账面上看，元朝的赋税也似乎不重。元朝灭南宋时，将南宋时代的一切徭役杂税全数废除，商税也减成三十取一。南北统一后，元朝北方征收丁税与地税，南方征夏秋两税。但操作起来，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首先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元朝“迄无田制”，作为中国历史上版图空前大的王朝，元朝却连土地清丈都没做过，全国的耕地总数多少?官府可以征税的土地有多少?历代元朝君臣，都是一代比一代浆糊。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曾经大规模清丈过土地，但元朝各级官吏层层隐瞒，折腾到最后，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就糊涂继续。如此糊涂，后果也十分严重，元朝土地兼并成了常事，“私田跨县邑皆无算”。

　　这样一来，兼并的土地越多，国家用来收税的土地就越少，收不上来的税，当然就落到了苦老百姓头上。特别是在出名“税轻”的江南地区，那些享受特权的“儒户”们大量兼并土地，以至于“吴人兼并武断……而小民皆无盖藏”。

　　除此以外，元朝各种“加税”，也是多如牛毛，理论上“三十取一”的商税，从元世祖晚年起就屡屡加征，到了元朝中期时，已经暴涨到百倍。十四世纪初叶时，元朝的“茶课”赋税，也暴涨了六十倍。另外还有“河流”“山场”等“额外课”，几乎是每年想起什么加什么，狮子大开口要钱，以至于“国之经用，亦有赖焉”，国家财政就靠这“乱收费”。而且所有的“乱收费”，都是“凿空取之于民间”。就是苦老百姓买单。

　　更有多如牛毛的徭役差役，开国时废了宋代的旧制，随后又巧立名目各种新徭役。哪怕在“税轻”的江南地区，都是“浙右病于徭役”。而且分布十分不均：“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所以单是1334年一场灾害，浙江一地的灾民，就多达五十七万户。

　　这才是元朝“赋税轻”的真相，一个表面“繁荣”的历史画卷下，管理却十分低效，百姓苦不堪言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为何还会被人念念不忘“税轻”?因为对于那些士大夫们来说，这样的苦痛，他们是无感的——板子没打到自己肉上，当然不知痛。

　　但对于几百年后的读史者来说，这样的痛，不但痛彻心扉，更痛到值得深深思考，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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